湖湘廉官丨郑敦允:襄阳这块“民不能忘”石碑专为纪念他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2017-05-27 08:59:59

襄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曾经店铺云集,码头众多,是“南船北马”和”万里茶道“水陆交通的节点,形成了独有的码头文化、会馆文化、商埠文化和街巷文化。襄阳人都知道,襄阳的商业兴盛,离不开汉江边的二十多座码头。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河堤、码头之所以能坚固地保存至今,要感谢一位父母官——他就是清代道光年间的襄阳知府郑敦允。

老百姓如何感念这位父母官,从码头边至今保存的“民不能忘”的石碑即可窥见一二。

据史料记载,清代道光八年,湖南人郑敦允出任襄阳知府。

郑敦允,号芝泉,湖南长沙人。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出任襄阳知府。到任后,郑敦允秉公断案,扶良抑暴,深受百姓拥戴。在襄期间,他“不避艰巨,本之以精心,辅之以勤力,是以事无不举”。因是刑部出身,擅长听讼断案,“判决常至夜分,积牍为空”。

汉代以来,守襄阳者莫不以修堤为要务,郑敦允也不例外。护卫襄阳城的老龙堤位于南岸,始筑于汉代,历朝历代都在维修加固。到明代时,巡道杨一魁增建老龙石堤时修到了万山脚下。檀溪不再与汉水相通,原本经檀溪分流的汉水因此变得更加湍急,这就使得北岸的樊城土堤更加脆弱。郑敦允认为这是“生灵之大患”,遂下决心把樊城土堤改修为石堤。

事实上,在郑敦允到任襄阳之前数十年,水患不仅让樊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也使樊城的商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堤岸日圮,富庶渐减)。前几任知府都想过要建石堤,就是苦于没有银子(苦于费之无出也)。是郑敦允“持之以决,恪之以诚,赴之以勇”,力排众议,凝聚人心,才能“障狂澜而奠民居”。当然,也离不开樊城士民的“慷慨好义,踊跃赴功”,才有了修堤经费和人力的保障。

樊城石堤整个改建工程历时两年,于1830年冬竣工。1831年,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水让所筑石堤塌陷过半。事实上,根据后来的光化县知县陆炯在《新建郑公祠记》中所撰,如果不是有他修的石堤捍卫,樊城受灾会更加严重。但已调署武昌粮储道的郑敦允仍感到是自己失责,执意要求回襄阳修堤。

当时听说郑敦允要回来,襄阳人步行300里前去迎接(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那场面想来也是非常壮观和感人啊!

在筹足资金后,郑敦允于1831年8月回到襄阳。岂料,5个月后因积劳成疾,以生命谢任于襄阳。郑敦允去世的那天是正月初六,襄阳人像自己的亲人离去了一样痛哭不止(民哭公,如哭私亲)。

郑敦允任职襄阳前后不足4年,然而他修筑石堤造福于民的功绩令民众不能忘怀。在郑敦允离世3年后的1835年秋,各方人士自发捐资修建郑公祠,并留下这块“民不能忘”的石匾。后人把郑敦允修建的大堤命名为郑公堤。

为什么郑敦允离世3年仍让襄阳人不能忘怀?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他建石堤让樊城人永蒙恩泽,更因为他心中有民、守土有责的为民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精神是他留给我们的比大堤更为丰厚的遗产。

“民不能忘”的故事不仅是“民”不能忘,“官”更不能忘。官不能忘的是:只有一心为民,才能使“民不能忘”。

(新湖南客户端整合自楚天快报、襄阳今日播报、搜狐网、百度)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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