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湖南日报新媒体

打开
革命烈士湖南杨氏双雄:孙中山赠匾额发抚恤
新湖南 • 湖湘名人
2017-05-08 09:47:54


文丨文热心  黄柏强




2001年12月8日,杨毓麟的孙女杨亦及其儿子女儿来到英国利物浦杨毓麟墓前。

杨毓麟

杨德麟

杨德麟、杨毓麟兄弟名字都上了《三湘英烈传》。他们都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乃至全国有名的人物。都以身许国,家怎么办?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在5月16日走访了他们的侄孙杨道正。杨道正曾做过长沙市教育局长,是长沙大学的主要创办人,是德麟、毓麟小弟殿麟的孙子。他说,两个伯爷爷既是战士,也是儿子和父亲。

1.杨氏二烈士

杨道正告诉记者,他爷爷兄弟四个,老大过继给了曾堂爷爷开敏。其余三兄弟分别为德麟、毓麟、殿麟。他还说:小时候,只要一进烈士公园,便会不由自主想到两位伯爷爷,因为里头陈列着他们的照片。

杨氏双雄中首先殉国的是毓麟。1911年8月,他在英国利物浦闻知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精神痛苦,如火中烧”,“头痛浮肿,夜不成眠”,加之苦于远隔重洋,海天万里,未能返国,“寻一二民贼死之”,心中痛苦无法自解,因而“愤不乐生,恨而死之,决投海中自毙”。

德麟因参加“二次革命”,1913年10月,被袁世凯派到湖南的查办使、有“屠夫”之称的汤芗铭枪杀。

前者牺牲后,附祀于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设在南京“杨郑二烈士专祠”,后者则享祭于民国时期的湖南烈士祠。据德麟孙子杨道隆回忆,孙中山为褒奖他奶奶教子有方,“特赠匾额一块,上书‘乡里矜式’四字,还有银元一箱,作为抚恤金,并派政府官员径直送到我们老家——长沙县甘草坑。”

民国时期所修的《杨氏族谱》上,也记载了此事。

杨道正的爷爷殿麟,是杨氏三兄弟中的老满,在两个兄长殉国后,以残疾之体,撑起这个家。

2.离家知国重

杨家祖居长沙东乡甘草坑,与“板仓杨”的杨昌济为一族。据杨里昂等的考证,二杨烈士父亲杨绍华,与杨开慧同派。杨绍华“一生为农,死于光绪十五年(1889),死后仅留下水田40亩。当时家中10多人,光靠土地收入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德麟和毓麟只得中辍学业充任私塾老师,贴补家用。三弟殿麟到了入学年龄,因交不起学费而无法上学,只得由两个哥哥教他在家读了些书。”

毓麟自幼聪惠,“年未成童,即已知名。”15岁成为秀才;德麟感到羞耻,仿效古人悬梁的精神,将发辫末稍用绳牵扯吊在屋梁上。瞌睡时,头往下一栽即被扯醒,就这样发奋攻书,每晚至夜半,不久也取得秀才资格。

毓麟是个“读书的种子”,25岁中举人,29岁自费留日,“后改公费”;德麟则在1905年35岁时,公费留日,“入早稻田大学,研习政治经济”。

正是他们离开山乡,走出国门,打开了视野,面对国亡的危险,毅然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开始,毓麟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思想上改良成分较重。德麟则认为,革命“当以国家为前提,直接为政治革命,间接即为种族革命。与东渡志士组织宪法政研究会、政闻社,鼓吹君主立宪”(谭延闿语)。可见,兄弟俩都经历过改良思想阶段。按杨道正的说法,他们由“磨血革命”走向“暴力革命”,也是形势发展所然。

3.两身都许国

杨毓麟在辛亥革命中,既以舆论宣传闻名一时,也身体力行于暴力革命。“其所著《新湖南》与邹容著《革命军》、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同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性著作。”他极力主张暗杀,留日期间与黄兴等人组织暗杀团;毕生致力于炸弹的研制,在横滨向梁慕光学制炸药,“研究爆发物十余种”,因制药失慎,一眼被炸伤。同盟会的元老也评价说,“党人能造炸弹,自守“仁毓麟”号开始”。1905年9月发生的“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杨毓麟既是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随员,又是谋刺的主角。(详见《湖南日报》2012年2月13日4版《蹈海鸣警三烈士》)

杨德麟呢,因思想尚在“君主立宪”阶段,留日回来后,做过编辑、湖南省谘议局议员。其弟蹈海殉国后,“大受刺激,遂抛弃改良主义,投身种族革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赴石家庄联络日知社同志蓝天蔚、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等共图大举,谋断京津、京汉两路,夹击北京,实行“中央革命”。不料,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德麟仅以身免”,行动失败,只得与蓝天蔚潜走上海,再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来,他回到湖南任职。这个“性情温和,待人以赤心相见,绝无城府”的人,在宋教仁被刺身亡后,“多次发表言论,要求追究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因而在“二次革命”中,是个坚定的武装反袁派,为促成湖南独立不遗余力。

本来,在汤芗铭入主湖南之前,他是有机会脱身的。当时,湖南人熊希龄任内阁总理,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调杨德麟到财政部帮他一把,可器重杨的谭延闿不放,回电说,杨身任要职,“不能离开”。杨德麟说:“我更不愿意离走,因财政繁重,若不亲身交代而去,必以贪污见罪。”就是说,杨就是死也要保全自己清白名声。

汤芗铭在10月13日张榜公布杨的“罪状”中,竟有这样的句子:“乡里有长者之名,居官任财赋之重。”就是说,你杨德麟名声很大、位置重要,不杀你,我坐不稳江山。

4.死前心系母

杨毓麟在蹈海之前,留下遗书,托同盟会战友石瑛、吴稚晖,将自己在英国数年积蓄130镑中的100镑转寄黄兴作为运动经费,余30镑转寄老母,以报养育之恩。

同样,杨德麟在写完绝命诗“欲抵黄龙饮一缸,头颅万里孰能降?德公此去谋何断,凄绝招魂易水泷”后,慨然赴死,却最放不下的是母亲和孩子们。

德麟在处理弟弟毓麟后事时,可以瞒住作“倚闾之望”的老母。1911年,毓麟蹈海殉国后,同在英国留学的杨昌济写信给德麟征求善后事宜后,他回信说:“倘中国有重见天日一日,烈士自当随怒潮东返,不然猿鹤虫沙,生人尚不知所托,归骨又奚为耶?”因此,杨毓麟被安葬在英国利物浦安菲尔德公墓。可德麟自己的后事却无法瞒着老母。本来,革命党人想将其安葬于长沙岳麓山,可汤芗铭不答应,扬言要掘坟。于是,烈士的弟弟殿麟作主,将德麟遗体抬回乡下安葬。当遗体抬到时,杨母当场晕倒。这位母亲醒来后,便将烈士被鲜血湿透的皮袍、仍戴在左手的手表放进其生前喜爱的皮箱内,存放在阁楼上,每逢烈士的忌日便拿出祭奠并教育其子孙。

5.烈士的家书

杨氏双雄虽然以身许国,但不管身在何处,心中都装着家。

这是一封杨德麟写给母亲的信:“……我们中国到日本者人虽多,懂日本话者很少,于他国的事情,打听很难。他的学生来游中国者,都能通中国语,是以中国的事情,一点都被他探听了。我们乡间人,听见有人学东文、学英文,必然骂他是洋教,说鬼子话。殊不知世界各国,凡稍有学问之人,必懂得二三国的语言,不独日本然也(日本高等学生,必懂得英国、法国两国之语)。”

“今比较日本之性质:一、日本女子人人读书,女子学堂之多,遍地皆是。中国女子,人人不知读书,女学堂全然无之……四、日本男子,人人看报,以不晓得世界事为耻。中国男子,人人不看报,以讲到世界上的事为荒唐。五、日本男女,人人勤快,人人俭省……中国男子,多半懒如蛇,也吃如猫。六、日本自贵人至下等,无不做事之人。中国人大半睡晏觉,肩床铺,吃洋烟,抹纸牌。七、日本人做事之时,也要读书,无一时闲。中国人读书者不做事,做事者不读书(日本人拖洋车的,当门面做生意的,皆手中拿一书本)……”

这分明是一个孩子,依偎在老母怀里,讲述家外见闻。

杨毓麟殉国后,留下家书20余封。他一生“因国家多难,常怀舍身殉国之志,公尔忘私,近10年(1900-1911)居家仅四日”,因此,只能将儿子、丈夫、父亲之情宣泄在家书中。1910年,他的儿子杨克念考上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兴之余,他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除说了许多学习、做人的道理外,他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给儿子列出了6条注意事项:

“一、住房中宜严行扫除,且严行捕鼠。

二、饮食物宜力求清洁,北方饮水不佳,此事尤宜慎重。

三、鼠疫传染,多由蚤咬,宜严避蚤咬,北方有一种恶虫,名为蝎子,咬人甚毒,宜严避之。

四、北方风大,时扬秽恶沙土,闻北方近有戴口罩防疫器者,必宜备一个戴之。

五、一切蚤、虱、臭虫、蚊子、苍蝇,皆能传染疫种,宜设法扑灭,或宜严避之。

六、每礼拜必须沐浴,必须换身里衣,付人洗濯,不可怠惰。”

这让我们想起鲁迅那句诗:“怜子如何不丈夫”!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