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廉官丨晚清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帅廉官群体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2017-04-06 09:01:09

文丨刘绪义

打开湖湘文化这部历史,不难发现,清俭自持、艰苦朴素、勤政爱民几乎是湖湘人物共同的一个特征。他们给世人留下的就是一种强烈、鲜明的廉洁印象。可以说,一部湖湘文化史塑造的就是一个集体的廉官群像。

这些廉官群体按不同历史时期来分,有这么几个:一是晚清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帅群体;二是近代以黄兴、蔡锷为首的民国元老群体;三是现代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领袖群体。

一、晚清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帅廉官群体

晚清湖南的廉官群体主要出现在曾国藩时期,也就是湘军时期。不过在此稍早或者同时,

还有一些代表人物,在廉政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他们是陶澍、贺长龄等人。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陶澍的为官,以清正廉明,体恤民情为特色。任职期间,他大力整饬吏治,革除陋规,惩治腐败,政绩斐然,卓有建树,深得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廉洁官员的推崇。张佩纶称其“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也被时人称为“晚清人才第一人”。

贺长龄,湖南长沙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史官评价他为官四十年,所到之处,深入社会,了解民情,勤于职守,多有惠政,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官风廉峻正直,平生所取,一准于义,敢于屏却陋规,从不附庸权贵,亦不效法朝中官员对权贵馈赠任何钱物。

51岁那年,他才得以出任贵州巡抚。贵州地处边陲,历来是中国最穷困的省份之一,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人们生活极端穷困。加以贵州乃少数民族聚居之区,人民起义,民族纷争,邦派械斗,此起彼服、接连不断,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区之一。贺长龄抚黔九载,深入民间,推行实政兴文教、建义学、种桑棉、劝耕织,促进生产发展勤吏治、惩土豪、禁鸦片、改风俗,安定社会秩序。在贺长龄的治理下,贵州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

他也是积极主张抗击外敌的官员,他提出“安内必先攘外”的主张,禁鸦片,劝农桑,惠民生,设义学,是经世实学的倡导者。

他的弟弟贺熙龄也是一个廉官。在担任河南道御史任内,请缉滨湖盗贼,查禁私垸,端士习,惩诬告,严究讼师胥役作奸,陈盐务河工积弊,政绩有声。晚年更是筑室东城,布衣蔬食,名其居曰“菜根香”。

唐鉴,湖南长沙人。官至布政使、太常侍卿,晚清著名的理学大师,一生学问、修身皆可为人楷模,深得咸丰帝的赏识和重视。曾国藩在京为官时以师事之,对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影响很大。

李星沅,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历任兵部尚书、陕西巡抚、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参与禁烟与鸦片战争抗英、平定太平天国,并有文才,时号位湖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三君子之一。道光二十八年江淮水灾严重,李星沅爱民如子,发赈收抚,稳定粮价,折银完漕,大利民生。长子李杭病逝后他忧劳成疾,请假回家探亲养病。当时湘阴县知事刘松岭特地在镇朔门外二里墩建“接官亭”(现湘阴县江东路有接官亭街),大小官员、绅耆近百人在亭前为李星沅接风洗尘,表示对他的敬仰。

李星沅一生不爱钱,唯爱书。他的儿子李桓,官至江西布政使,受其影响,也只爱书,把做官的薪俸大都拿来买书,以至于藏书10万余卷。

汤鹏,湖南益阳人。湖南大才子,有“凌轹百代之才”之称。23岁即进士及第,官至礼部主事。他与炙手可热的权贵汪廷珍、穆彰阿有师生之谊,本可攀龙附凤,青云直上,但因其性格耿直,不肯折腰屈节,趋时媚俗,长年待职闲曹,不被重用。

此外,湖南官员还有官至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的何凌汉、只做过训导却得以入《清史稿》的邓显鹤、官至御史的欧阳厚均、官至总兵的郑国鸿、官至闽浙总督的赵慎珍、担任过广西巡抚的唐仲冕、曾任湖北巡抚的杨健、官至云贵总督的罗绕典、历任浙江、湖北巡抚的常大淳等人,不仅有令人称道的政绩和事功,而且也都是一介廉官。

到了咸同之际,湘官随着湘军的崛起而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大江南北,一时形成湖南人总督天下、巡抚八方的格局。

从1853年曾国藩组建湘军起,到同治四年(1865年)即湘军等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

第二年编纂的《搢绅录》记载:其时湘人之任督抚者10人,包括总督6人,巡抚4人,即:

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云贵总督劳崇光、总督淮扬等处并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彭玉麟、直隶总督刘长佑、兵部侍郎、前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北巡抚郑敦谨、陕西巡抚刘蓉、署广东巡抚郭嵩焘。

开藩陈臬者9人,即: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四川布政使江忠浚,广西布政使刘坤一,云南布政使刘岳昭,直隶布政使唐训方,浙江按察使杨昌浚,福建按察使王德榜,云南按察使赵焕联,湖北按察使唐际盛。

另外,还有为监司者7人,为提督者6人,为总兵、副将者32人。以当时全国21行省计(当时新疆、台湾、青海及西藏、蒙古均尚未建省),湘人之任督抚者12省,居一半强。真所谓“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

这一时期的湖湘将帅有两个来源,一是出身于贫苦农家,如罗泽南、沈宏富、田兴恕等都

出身于贫苦家庭;二是出身于所谓的“诗书之家”。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当然有不少人是既出身于书生,又家境苦咸。最为典型的就是罗泽南。

终晚清时期,湖南人先后担任督抚者增至37人,其中任至总督者达17人,除上述6人外,

还有刘岳昭、杨昌浚、刘坤一、李兴锐、黎培敬、谭钟麟、谭继洵、袁树勋等人。据钱实甫所编《清代职官表》,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历任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各部侍郎、内阁学士、京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驻防大臣、提督、会乡试考官、军事统帅、特派使节、总署大臣、出使各国大臣,以及新设各官等重要职官,共799人,除满蒙亲贵外,计530人,其中湖南籍职官为52人,约占总数的1/10。这些湖南籍官职,家庭条件好的不多,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下层普通家庭。而且还呈现家族兄弟均位居高官之态势,如曾国藩兄弟、李续宾兄弟、刘蓉兄弟、罗泽南兄弟、江忠源兄弟、钟近衡兄弟、张远兰兄弟,王鑫叔侄兄弟,刘松山叔侄。

这样一种人才群众现象一举改变了湖南民众习惯于农耕生活,较少外出经商或从军的传统,形成“无湘不成军”的格局,大大增强了湖南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提高了湖南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更为突出的是,这些湖南人位居高官之后,极少因贪腐问题而遭人唾骂,普遍表现出廉洁从政,甚至是清俭自持。

下面,我们仅列举一批官至总督级的湘官来分析。

先来看湘军统帅曾国藩。本书中我们有专章来介绍他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这里我们只稍稍提一提他独创的“五到”之说:

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放得开,后要括得拢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蹴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分寸又不惮再三苦叮咛也。

这“五到” 就是指勤政。所谓“身到”,就是身体要在场,如果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下乡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就是心思要在场,首先要能分析问题,大小条理,先要放得开,理得清,最后要能综合起来。所谓“眼到”就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要勤动手,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要勤教育,在差遣属下、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湘军之所以有强大的战斗力,恐怕不是简单的工资高的缘故吧。作为统帅的曾国藩在廉洁从政方面做到了上述“五到”,基本上囊括了作为领导干部必备的所有条件。

而他自己还坚持以日记督廉。曾国藩每天都记日记,其中记载了不少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他在日记里有一段这样的话:“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大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

再请看他的一段日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曾国藩在睡梦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在日记中责骂自己“卑鄙”、“下流”,这真正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了!

他还有一独门技法,那就是将自己写的日记拿给师友们传看,像今天的微博一样,让他们看了之后,在日记后写评点,有些类似今天的跟贴、评论。目的就是要引入一种监督机制,让师友监督他。

有了这样的监督,曾国藩怎么也不好意思违背日记中的反思了。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困难了,何况是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 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曾国藩正是在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事业的成功,走向人生的辉煌。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基肥其亲族。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

江忠源,湖南新宁人。举人出身。他是晚清最早活跃在镇压农民起义第一线的湖南人。又是一个深谙百姓疾苦的人,甚至认为百姓造反,情有可原。他也早最早提出与太平军争民心的人。曾国藩称他“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事实也证明这一点。他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时,有陕西学子邹兴如,祖籍湖南新化,此人身体羸弱,江忠源对他十分照顾。邹兴如病倒在客栈,咳嗽咯血。穷书生无人照顾。江忠源把被子搬到他的房间,和他同住,为他寻医问药,进行专门护理。几个月后,邹兴如病故。江忠源买来棺木,收敛邹兴如,嘱咐他的族人将遗体送归陕西。湘乡学子邓鹤龄当过江忠源的老师,因病咯血,奄奄一息。江忠源护送邓老师南归。病人在路途中去世,江忠源又为他买棺木收敛,将灵柩送回湘乡。江忠源再度进京时,同年生曾如鑨在京师故世,江忠源又将遗体送回他的故里武冈。江忠源行程万里,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原籍,误了考期,在所不惜。如此的古道热肠,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急公好义声震京师,不仅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外省人士也以结识他为荣幸。科举不利,回到湖南之后,江忠源先是镇压了雷再诰起义,后又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如果当时清军统帅接受他的建议,采取锁围之法,将太平军深沟高垒围困在永丰城,也就不至于发展成震惊十四省的太平天国运动。江忠源以军功升至安徽巡抚,在守庐州城时,因敌我力量悬殊,兵败自杀。

江忠源在京城结识曾国藩后,以他为道德之师,开始戒赌修身。他不但自我修炼,还影响了他的几个胞弟、族弟。三位弟弟都先后征战于江南,江忠浚升至布政使;江忠济升至道员,战死疆场;江忠淑以训导而任统领。族弟江忠义,江忠信、江忠朝等人亦与他一起,前赴后继,兄死弟继,转战多省,以至于形成人称“江家军”的集团。他们都以能征善战、光明磊落、爱兵疏财、崇尚节义著称。

刘长佑,湖南新宁人,其父因经商而发家,功名为拔贡。道光二十九年,他与刘坤一募乡勇万余人,随江忠源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历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他带兵时与将士同甘共苦,为人谦卑,敦厚低调,不争功,不倨傲,因忠厚而受到朝廷重用。但因不善钻营,不谙官场经营之道,以致获罪罢官。在地方治理上,刘长佑亲民务实,清正廉洁,他关心百姓疾苦,减免课税,积极治理灾荒,努力减轻百姓负担。在广西时,他提出拯民生当先清吏治。他先后处置了贪赃枉法的同知何性达,以及私自向越南贩卖肉桂、犀角的马元标等官员,一时官场风气大为好转。为严厉打击官员腐败,给下属树立榜样,他对家人也严格要求,严禁家人因其官位而腐化奢侈。他不准当地官员擅自出入其家人的住所,坚决杜绝行贿受贿。

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他是刘长佑的族叔,但年青于前者。廪生出身,因军功成名。历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他为政主张正本清源,重视整顿吏治,大力查办贪污,开源节流,与民生息,一度因担心大运河船家、挑夫失业而反对修铁路。甲午之后他成为实际上的疆臣领袖、诸侯之长,成为最重要的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变法大臣,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对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张之洞称他“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

刘蓉,一生以“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心气高傲,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力践圣道。著名的“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名言,即出自于他之口。天下危累时,他以书生领兵,积官至巡抚,不以得失毁誉为意,不以功利为进取。一旦殉国赴义,视死如归。虽至灼体裂肤,陷胸决脰,而处之泰然,不以死生为纤毫顾虑。作为曾国藩的少年好友,曾氏给过他很多做官、在常人看来易于富贵的机会,但刘蓉概然置之。曾国藩给他的评语是“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

劳崇光,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两广、云贵总督,时人称他有胆略血性。期间因遭人忌,以对下属营私纳贿失察而被人弹劾,但因其人清廉,未被追究。

郑敦谨,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累官至巡抚、工部、兵部、刑部尚书,为官清廉,

执法铮铮,铁面无私,人称“郑青天”。他的后代都有他的遗风。如郑敦谨之曾孙郑家溉,清光绪年间进士。伪满洲国成立时,郑孝胥为伪满组阁,邀郑家溉出任尚书府大臣。郑家溉愤斥来人:“苏戡(孝胥字)昏聩,清室岂可复兴,日人又岂可与之为友,这卖国勾当,何为污我!?”汉奸王楫唐亦登门游说,郑家溉说:“我堂堂正正一个中国人,岂能当汉奸作千古罪人!”1944年6月,长沙沦陷,日军侦知郑家溉所在,逼其出任维持会长,遭严辞拒绝,被日兵劫持,当经过檀树塘时,郑乘日兵不备,纵身投入塘中,因水浅,复死于日兵乱刀之下。国共两党对郑家溉的忠烈殉国均表示崇敬,中共《新华日报》撰文颂扬其爱国精神,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在《解放日报》上赞扬他“以一死全了自己民族气节”。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派湘籍将领程潜在重庆主持公祭。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他与曾国藩、刘蓉都是少年时期即切磋学问、砥砺气节,志同道合的至友。也是晚清末年少有的先知先觉者之一。是他劝说曾国藩出山,在曾国藩初创湘军时间即着手为他募集军饷,后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先前深得肃顺、咸丰帝的赏识,入值南书房。后奉命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军务,又到烟台查案、整顿山东沿海税收,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破坏了官场潜规则而被冷落。受到打击后,郭嵩焘仍然不肯同流合污,力图起弊振衰。经过多次波折以后才得以担任广东巡抚。他懂经济,善于理财,但曾多次担任肥差,但一尘不染;他懂洋务,善于外交,但他的远见与时人格格不入;他对官场腐败有着透彻的认识,也对清除腐败有着自己的见地,但他急迫的心情却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李兴锐,湖南浏阳人。出身农家,家境贫寒,后追随曾国藩,担任湘军粮官,后又担任两江总督衙门营务总管,足见其人清廉,觉得曾国藩信任。曾国藩死后,他历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

黎培敬,湖南湘潭人。咸丰十年进士。其人事迹不大为人所知,但史载,黎培敬办事能力强,又很清廉,其间虽然得罪朝廷,却仍然受到同僚信任,先后担任贵州巡抚、漕运总督。在职期间始终洁身自好,喜欢兴办公益事业。

谭钟麟,湖南茶陵人。咸丰元年进士。官至陕西巡抚。民国元老谭延闿即是他的第三子。在为官时,他觉得陕西回民的赞誉。并且在陕西大旱期间,他一面大力赈灾,一面严惩贪官。后又历任浙江巡抚、陕甘总督,特别注重减轻百姓负担。任职陕甘总督六年半期间,陕甘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财政收入、百姓余粮增长了10倍,为新疆建省作出了积极贡献。后因眼疾而辞职。晚年,他还历任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是晚清末年政绩卓著的官员之一,同时既是反侵略的著名义士,又是反对变法的守旧派。但不管附着什么标签,从政四十三年的他,始终都为人刚正,不改一介廉官之声名。

谭继洵,湖南浏阳人。咸丰十年进士。他就是著名的维新人士谭嗣同之父。但与其子维新思想不同,此老却是一个偏于保守者。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景况凄惨。中进士以后,在户部任职长达17年。任职期间,他深知时事人生的艰难,处世谨慎,办事勤勉。掌管农曹时,提出农曹是度支所总,国计民生所系,希望自己能作出一些有裨于世的好事。

1874年,他奉旨简放坐粮厅监督,驻北京通州。坐粮厅监督为清代有名的肥缺,其中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层出不穷,尤以通州交卸漕粮弊病最为突出。谭继洵到任后,力加整顿,督促部下按时完成交卸,“涓滴归公,举向日积习为之一新。”谭继洵不避繁难,勤于任事,连续三年受到嘉奖,奉旨以道员用,赏加二品衔。3年后到甘肃赴任,着力整顿吏治,减免厘税,安定地方,促进经济发展,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高度称赞。1889年,他任湖北巡抚,量时度宜,勤求教养之方,革故鼎新,兴利除弊,禁止胥吏扰民。虽然由于天性谨慎,不敢附从维新,但他却始终坚守了廉洁从政的底线。

袁树勋,湖南湘潭人。家贫失学,砍过柴、放过牛、务过农,做过小生意,当过税收小吏,后投湘军。历迁至道员、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在清朝外交上,他是一个难得的对外强硬派人物。他曾公开表示,“如有一分之力,即当尽一分之心,去留利害,在所不计。”后因奉旨办理章太炎、邹容等的《苏报案》,镇压反清爱国志士,遭到民意攻击

作为反清爱国志士的对立者,袁树勋也赢得了“贪色贪财”“非正人也”的声名。时人还撰联讽刺他:

树立无存,但知藏污纳垢,细流同归于海;

勋功何在,除却贪财好色,其余皆不足观。

树勋是他的名,海观是他的字,都嵌入其间,堪称妙对。然而,其论却不公道。且不说他在任职山东巡抚、上海道期间,惩治贪污,削减冗员,降低官员薪水;从容应对租界势力,殚精竭虑为华民排难,早赢得广为称道的名声,其爱国忠君之心还体现在阻止洋人实力越界,支持本国绅商,有理有节捍卫国家主权,也一直为时所感戴,上海绅商士民还为他立碑歌颂。

他不仅捐助开办湘潭师范学堂,捐助明德学堂、湘潭育婴堂、保节堂,费资数万两;在广东,设立广东大学,改革盐税,停征诸饷,奏请召开国会等,这些都有目共睹。

但是,他辞职以后,却依然有人对他不依不饶,其中就有以敢于指名弹劾著称的御史胡思敬,他列举了袁树勋从湘潭到上海、从山东到两广的仕宦历程中屡次“贪污受贿”“多方搜括”的“证据”,“致资600万,当时湖南富豪,举无与比”。只是这次总清算,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此人任职三年,上疏48次,大多如此。有人据此称其并非廉吏,实有不当。

左宗棠的廉洁在晚清封疆大吏中是出了名的。他的清廉表现在俸银以外的钱分毫不取。《清史稿》上说:“宗棠初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狭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俭若此。”又说他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在廉政方面,左宗棠首先处处以身作则。他认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

晚清的地方官吏,除去廉俸之外,还有许多合法的灰色收入,叫做“陋规”,左宗棠在陕甘时,对各种陋规大加禁革,自己于廉俸之外分文不取,并且向所有的属吏发布“通饬”:“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禁例”,坚决杜绝官场里行贿送礼的歪风。在用人方面,他从不徇私,四个儿子,没有一个留在身边,他的女婿要求随丈人当官,也被拒绝。在陕甘时,许多族人亲朋前来求事,但都被婉言打发回去。光在肃州一地,支付这些人回乡的路费,就达四千多两。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按惯例兼有茶马使一职十年之久。兼茶马使是有薪俸的。左宗棠却从未动用过这笔钱,也没查看过问。离任时,他一文不取地交给继任者。他说:“国家待我不薄,我既然有一份正饷,便不宜领取另一份兼饷,这是为国效劳的最低要求。”后来建兰州黄河铁桥,便是用的这笔钱,人们把这桥称为“左公桥”。

左宗棠掌握西北军政大权十多年,坚持不许下属送礼,在进驻肃州后,为杜绝地方官进谒见礼,他发了一道通令:“如有专差呈送礼物者,是公然违反禁令,已早告谕文武官员拒绝不收。”

左宗棠不仅分文不取廉俸以外的钱财,份内的廉俸收入,绝大多数被他用于公事,每年只有很少部分被寄回养家。同治八年,湘阴水灾,他捐银一万两;光绪三年,陕甘大旱,他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他自费刊印了大量书籍,如“四书五经”、“棉书”、“种棉十要”等等,分发陕甘各地,以期恢复那里的文化教育,指导百姓发展战后的生产。为了巩固西部的国防,他指挥部下大修兰州城墙,建西门城楼的材料费户部不准报销,他就用自己的廉俸支付了。这类例子极多。

左宗棠从为人幕僚一直到封疆大吏,从不苟且收取一钱。所得犒赏,全部拿出来与将士共享。他生活节俭,穿的衣服惟有棉衣棉絮,遇见朝见祭祀大典,也只穿呢毛而已。当初任巡抚时,有一新任知县穿着华丽衣服来谒见他,左宗棠不准他赴任,说,“百姓脂膏有限,那堪供他刻剥啊!况且,县令是亲民之官,须事必躬亲,别弄脏了他的衣服,可惜了。于是,属吏都崇尚俭朴,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1881年,在新疆立有大功的左宗棠奉命进京,却在崇文门外吃了守城官的闭门羹。崇文门是清朝官吏、百姓、货物进入京城缴纳税银的门关,门卫要收门钱。按左宗棠的情况,他得缴纳四万两银子。左宗棠拒绝支付,并称是皇帝叫他到北京来的,如果向皇帝报到也需要付钱,那么这笔钱应由朝廷来付。他表示自己一文钱也不会给。相持之下,在城外滞留数日,才得奉旨进城,到底没付门费。

左宗棠的“西师”军饷要靠东南各省来分摊,本来就捉襟见肘,十分紧张,而左宗棠又赈济和安置了大量的回、汉各族百姓,向所有被安置者无偿提供耕地、房屋、口粮、籽种、农具、耕畜,这项开支十分巨大,而清廷则从未为此拨款,完全要用军饷支付。这样,就使西师本来就十分严重的军饷短缺情况更加雪上加霜。士兵们一年下来,除了春节可以领到一个月的满饷外,其余时间只有少量的盐菜津贴。即使如此,他们还要在作战之余,从事大量的垦荒屯田、修桥筑路、打井开渠、植树绿化等工作,在西北地区,至今留有大量的遗迹。是什么原因使这支长年领不到军饷的军队能够正常运转,在出兵新疆时,又以极其旺盛的士气,将盘踞那里十多年的阿古柏匪帮,一举赶出国门,再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沙俄让步,交还了已经被其吞入口中的伊犁地区呢?

我们看看西师的官员们是如何廉洁自律的,就可以找到答案。

刘典,长期担任左宗棠的搭档,帮办大臣。在陕甘时,由于军饷短缺,他“锐然以减饷自任”。收复新疆的时候,左宗棠驻肃州,他坐镇兰州,西师全军的军饷都由他掌管调拨,经手的款额极大,却从不动用公款办自己的私事。刘典的住处,“环堵萧然,一如寒素”,完全不像一个大官的居所。后来,他病死军中,全家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痛悼不已,从自己的廉俸中拿出六千两银子为刘典治丧并安顿他的家人,却不去动用分毫公款,以符合刘典生前的习惯,使他“不污素节”。

刘锦棠,湖南湘乡人。10岁时其父参加湘军,战死。成年后,以为父报仇的心态参加湘军,积功而成湘军后起之秀。26岁时,叔父刘松山战死,他奉左宗棠之命接管叔父所部。尔后跟随左宗棠出征新疆,成为进疆清军的中路统帅,累立战功,接替左宗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先后平定北疆,进军南疆,一路捷报频传。为新疆建省立下汗马功劳,不久出任首任新疆巡抚,开始规划、巩固西北边防。但是他对做官兴趣不大,多次要求开缺回湘。但当听说法国人占领越南,攻占谅山时,主动请战。作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任巡抚,离职前,将朝廷补发所部欠饷四百万两,“辇致藩库,以备新疆缓急,而不以上闻。”他回家之后,因贫乏至极被寡居待养的婶母痛骂致病。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朝廷召他赴辽东抗日。刘锦棠抱病起程,在路上中风,不久去世。人们打开他的遗箧,里面除了几份关于时局的奏折之外,一无所有。

张曜,是进疆清军的南路统帅,他“居官四十年,不言置产事,性尚义,所得廉俸俱散尽”。

金顺,是进疆清军的北路统帅,1885年,他在伊利将军任内奉诏赴京,死于肃州途中,“身后不名一文,几无以为殓,寮采醵金,丧始归,部伍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

西师的领导班子成员个个两袖清风,其他文武官员中位高权重而又洁身自好者,也大有人在。

提督高连升,级别也相当于现代军队的中将了,他平时“自奉最约,任实缺提督多年,廉俸均充公用。”由于他“家无担石,两亲尚在,甘旨缺如”,左宗棠和刘典商议之后,打算凑一点钱让他寄回湖南老家,“为之薄谋菽水,聊资赡养,而高连升以欠饷已久,义不可先顾己称,坚辞不受。”

周崇傅,道员,“廉悫成性,痛绝浮靡习气”,在新疆任职期间,他掌管的衙门里居然“未尝举火,惟就市买馒饼充饥,以汤茗待客,自饮凉水,公服之外,惟敝裘一袭。”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之后,他也被调到江苏,依然“未改常度”,周围的人对他表面上敬畏有加,背地里议论纷纷,说他“矫情”。左宗棠找他谈话,劝他“勿仅以操守一端自见,致遭流俗之忌。”而这位道员却依然安之如故,我行我素。

陶模,在任甘肃秦安县令时,县城里曾聚集过大量难民,每天都有人死去。陶模开始时只是每天带着衙役清理尸首,及时掩埋。可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陶模再也看不下去了,就用自己的钱来开粥厂,仅仅几天,他便倾家荡产,再也没有钱买粮食了。这时,县衙的库房里还有一大笔银子,可要动用这笔钱,必须经上司批准,否则,将获严谴,甚至被杀头。而这时县城的难民越聚越多,嗷嗷待哺,若呈递公文一级一级审批,已经根本来不及了。他把心一横,拿出这笔钱,将粥厂继续开了下去。后来,左宗棠知道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处分陶模,还夸他是“天下第一循吏”,不断提拔重用,这位县令最后当上了总督。

毫无疑问,当时的西师,拥有许多两袖清风的文武官员。

就在西师出兵新疆之前,有一大批朝中的权贵站出来,一致主张放弃新疆。这时候,左宗棠已经六十三岁了,他完全可以不去得罪这些权贵,告老还乡,回湖南安度自己的晚年。如果他坚持出兵新疆,万一吃了败仗,那些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等着左宗棠的很可能是身首异处,祸及满门的结局。然而,在大敌当前,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左宗棠毅然力排众议,出兵新疆,直至扛着自己的棺材,奔赴抗敌前线。这种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壮举,也许算得上廉介的最高境界了。在他的影响下,西师出现那么多的廉吏,是很自然的。这一批职务很高而又两袖清风的文官武将的存在,当然会对全军的士气产生巨大的影响,其结果,人们已经看到了。

1885年,左宗棠病死在福州,他在自己的遗折中这样说:

“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犹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就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待续:湖湘文化史上的廉官群像(二)、湖湘文化史上的廉官群像(三))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湖湘廉政文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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