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顶天立地的奇男子 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2017-02-21 09:42:54

1900年8月,慈禧还在“西狩”的路上,李鸿章刚刚与孙文断了来往,稳坐上海观望,而他的老搭档,湖广总督——张之洞却在杀人,长江边杀得血花四溅、人头乱滚。

关于这位张香帅,笔者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若没有他,整个洋务运动如失半壁江山,若没有他,中国的近代冶金和军工业基本就是幻梦,他是真正的大枭雄大豪杰。张之洞也是晚清四大名臣中活的最长的,一生知行合一,做学问、整吏治、抗法军、办洋务,无不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此人既狡猾,又鲁莽,既开明,又顽固,如果李鸿章属于末世无可奈何的士大夫,而张之洞则是洞若观火的混世魔王。

他什么都看得透,但他什么都做不透。

张之洞有个好处,他不是一个有信仰有原则的人,他比李鸿章还要实用主义,八面玲珑,狡猾多变,在波诡云谲的清末,他几乎参与了每一场运动,他从不拒绝任何一种新旧思想,也不反感任何党派,更不排斥任何技术,维新派是他捧起来的,戊戌六君子杨锐是他的门生,湖北各类新式学堂也是他建的,湖北新军也是他一手打造,他的宝贝汉阳钢铁厂是当时全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炼钢厂,直到数十年后的中日战争,战场上还响着“汉阳造”的枪声。

在张之洞眼里,任何人都可以结盟,任何盟友也都可以随时杀掉。

这回他杀的这位汉子,曾经也是他的盟友,叫做“唐才常”,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近代史上说起湖南人,大概都是这些个形象——铁打的硬汉,才华横溢的书生,气吞山河的豪杰。早期的革命者都是由改良派转变而来,精通旧学而又能开眼看世界,唐才常和谭嗣同同为维新派领袖,在康梁最受欢迎的时候,他们也被张之洞请到总督府中来讲论天下大事,推广变法维新。

唐才常先生是谭嗣同的挚友,二人被称为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人品、性情、脾气也极为相投。

1867年,唐才常生于没落官僚家庭,自幼饱读经史,旧学造诣颇深。20岁之前,他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把才智和精力都花在四书五经上,后来他曾自嘲“未冠以前,低首垂眉、钻研故纸 、冥思苦索 、自矜为孤诣秘理、粘粘自足,绝不知人世间复有天雨,复有诟耻之事??”少年谭嗣同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他一样热衷于封建文化,“以为遂足以究天人之奥, 据上游之势矣 ”他鄙视西学 ,“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

唐才常少有神童之名,才思敏捷,与众不同。光绪二年(1876年春),唐父带着九岁的才常与友人一起来到“浏阳八景”之一的清风浦。友人想试试小才常才气,便要他即席吟诗。唐父正担心时,没想到唐才常沉思一会后,拱手道,“山川现晨雾,陇亩透青黄,杜老行吟地,诗人唱异乡”。

1886年,19岁的唐才常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在县、府、道三级考试中都得第一,这在当时被叫做“小三元及第”,是了不得的天才和神童。省院学政陆宝忠称,“大清历两百多年,在浏阳以县、府、院三连冠,小三元及第者,唯有唐才常一人耳。”家庭指望着他光宗耀祖,朋友指望着他青云直上,然而唐才常不觉得快乐,这近20年的光阴,让这个年轻人感受到了近代中国深切的痛苦和无力,大清在风雨中沉沦,众生在炼狱中挣扎,这些,孔孟给不了答案,子史经集都给不了答案。这世上,有的人愿意升官发财、家庭和美、多福多寿,平平安安一辈子,国家和天下?太远太远,和我没有关系;也有人缺心眼死脑筋,就想求一个答案。

唐才常去了省城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他在那里,读到了王夫之的书、读到了魏源、龚自珍的书,遇到了欧阳中鹄先生和他的弟子谭嗣同——觉醒状态的谭嗣同。二人一见如故,互相点燃了对方的火焰,似乎从此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自相逢之后,两人终生为生死之交。谭嗣同自己与唐才常“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

他们这时候已经开始崇尚西学和政治改良,对往日的自己痛恨无比。

肝胆昆仑

1894 年唐才常考入了位于武昌的两湖书院。这座书院是张香帅的功德之一,出于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考虑,张之洞在武昌兴办了两湖书院,专门培养洋务人才。但这里也培养出了唐才常、黄兴、宋教仁。唐才常天赋极高,人又刻苦,考试每每名列前茅,深得张之洞器重。

唐才常这在里读彼得大帝、读明治维新,读西方的民权学说,两湖书院毕业,他已经28岁,在这些年轻人觉得轰轰烈烈、硕果累累的洋务运动可以救中国的时候,甲午惨败的消息传来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装备了新式武器的清军依旧不堪一击。

唐才常远在湖南,也感到了这场战争带来的震动。他回忆起当时“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而在湖南也是“警报日夕数至”,小民百姓也谈日色变,人心惶惶。也正是从这时起,他痛切地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屈辱,使得谭嗣同和唐才常二人“彻夜不寐,热血盈腔 ,苦无藉手、泣数下行”。

但他们毕竟是行动派,绝不做“楚囚对泣”。唐才常、谭嗣同上书湖南督学江标,请求改浏阳的南台书院为“算学馆”,专门教习数学、理化知识。将办算学馆“尊重西人之实学”与“救国保种”融为一体,算学馆将考生中热衷时务的人列为前茅以示鼓励,对那些愚腐空谈者则不予录取。这逼得考生不得不去买书、读书。一段时间后,算学馆成效显著。每次考算学、洋务,浏阳学生每每夺得全省冠军,这样引得其它地区纷纷效仿,西学的风气得以大张。浏阳成为湖南提倡新学的起点。

唐才常曾自豪地说:“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

在经营算学馆之后,谭嗣同、唐才常二人又先后在浏阳设立矿务分局,经营煤矿,并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南不缠足总会、浏阳群萌学会、延年会、公法学会,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中流砥柱。

湖南是个奇怪的地方,封闭而又开明,强硬而又包容,古有问鼎中原、不朝周天子的楚王,近有文韬武略,却甘心做个末世忠臣的曾文正。到了清末民初,更是人杰辈出,灿若星辰。从曾国藩开始,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一代一代人忧国忧民,并身体力行着。所以湖南这个地方,并不是死水一潭,风暴正在孕育,种子正在发芽。

1897 年湖南省一些主要官僚,包括总督张之洞、巡抚陈宝箴、按擦使黄遵宪以及督学江标等人都都倾向于维新改良,唐才常得到了来自朝廷大员的支持,毕生抱负也得以施展。他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开民智上。通过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他创办了《湘报》和时务学堂。唐才常为《湘学报》写了大量文章,文章涉猎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对西方历史、现状的介绍、各国外交情况、中国内政改革等,诸如《公法通议》、《论中日通商条约》、《兵学余谈》、其代表作有:《史学略论》、《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外交论》、《格致浅理》、《质点配成万物说》等等。

时务学堂创办于 1897 年,是是湖南新政的宣传阵地。目的在于“用可用之气,开未开之民气”,大力推广新思想和西方自然社会科学。唐才常是年30岁,主管行政校务的熊希龄 27 岁,而学校的灵魂人物梁启超只有24岁。风虎云龙,热血激荡,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成了“自立军”的骨干,从师生变为同志,一部分随着唐才常死于张之洞的刀下,一部分追随孙文先生,成了革命的先驱。

唐才常和谭嗣同虽然是维新派,但他们的思想比康有为梁启超走的更远,唐才常认为君主专制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君民契约所致,这一思想明显具有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痕迹。唐才常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亿万人民共同的天下,天下既然是众人的天下,那么,以天下为皇帝“私产”就是自私无理,而天下为公才是公平的。在划分了“公之至”、“私之至”这二种制度后,唐才常称赞“公之至”的民主制度是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谛。他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将来 都要走这条道路。他说“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君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也在所不辞,粉身碎骨不足惜。”

而谭嗣同更为激烈,在他看来,君主专制是强盗政治,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他们“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视“天下之民”若“犬马土芥”,无异于窃国大盗;他服膺“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在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中,唐、谭二人的友谊也发展到了高潮。

戊戌变法前夕,唐才常应谭嗣同电召,欲赴北京参与新政,行抵武汉,却惊闻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谭嗣同绝笔诗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一生儒佛双修,造诣非凡,敦煌佛曲描述,文殊菩萨骑狮赴法场,就是用昆仑奴二人为侍从的。在他就义前两个月,与唐才常分手的时候,也写过;“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什么是“两昆仑”,浏阳二杰便是两昆仑。

唐才常“闻政变猝发,六君子遇难,悲愤满腔”。遂先返回湖南,接着去上海,继而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联络侨胞。在东京拜会康有为,与康梁等共谋救国之策。

谭嗣同灵柩归浏阳的时候,唐才常曾撰挽联一副: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住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合?漫瀛将去楚孤臣,萧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飞摩空!”

七十二字,字字悲恨交加,血泪交迸。

(注:扶桑三杰,指的是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正气会

早期的革命者单纯、鲁莽而又天真,往往分不清盟友和敌人,也看不清脚下的道路,只能一步一步用性命去试验。他们也刚从昏梦中醒来,从肉体到思想都很虚弱,一点点微弱的理想主义火焰,照不亮这黑漆漆的夜,也无法唤醒更多的人,最终,他们都只能把自己燃成一团火炬,那光芒中:真理和谬误并存,神性与人欲争辉。

自谭嗣同死后,唐才常与清王朝彻底决裂,他要做的不只是维新,更是革命。

其实一开始,他就瞧不上满族政权,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民族观念上是平和的,二人都提出过“满汉一家”的观念,而唐才常和谭嗣同早在戊戌事变前就萌发了种族主义思想,谭提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而唐才常则深受黄宗羲、王夫之“反清复明”的影响。

六君子被杀之后,维新派或牺牲,或远走,或被囚禁、革职。天下之大,已经无立锥之地。而敌对者开始疯狂反扑,唐才常形容政变以后湖南形势是“谣言四起,同人星散, 平日失志之小人,因利乘便,睚眦报复,无所不至”。“不逞之徒, 造谣生事,横无人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但既然开战,那就得作战到底,唐才常在日本的时候,不止遇到了康梁,还遇到了和他一样仇恨满清的章太炎,更遇到了兴中会的毕永年,并经他介绍,与孙中山相会,彼时,孙中山正在图谋策反李鸿章,以及筹划惠州起义。这才是宗旨相近的同志。

与此同时,唐才常也和宫崎滔天、平山周这群日本革命党结识,畅谈东亚局势。当年,谭嗣同就和日本人很亲近,日本也支持过维新变法,1898年春,谭在汉口接受日本参谋部使者神尾光臣的邀请,赴日密议,日方表示 :“ 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 、一切学政资焉”。唐才常对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好感,乃至于觉得东亚中日两国,元该合为一体,立于世界之巅。唐曾提出“合中日之力,纵横海上,列俄虽狡,必不敢遽肆其冬封之志,法德虽名附俄,岂能仇英而犯五洲之不韪 ?” 1 899年的《日人实心保华论》中认为日本热心 “保支”“保亚”.甚至认为中日最宜结盟,可成“二国合邦”之局。

所以,宫崎滔天与平山周也努力促成唐才常与孙中山的同盟,乃至于促成保皇党与革命党的同盟,在这个时候,各方势力都试图拉拢唐才常,但唐才常本人的矛盾思想与所有人都格格不入,他排满反帝制,但却认为光绪帝没有错,依旧应该勤王保皇,所以,东京之旅没有让他收获更多东西,他决心回国再战。

唐才常回到上海以后,立即着手组织“正气会”,作为将来武装起义的策动机关。这是在一个借日本人名义发起的“东文学会”掩护下进行的。“正气会”的名称来源于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唐一方面攻击清政府“甘首腥膻,自甘为隶”,指责清廷成为洋人的奴隶,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方面又宣扬要“忠君爱国”,称“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承认与满清有君臣关系。前面提倡反满革命,后面又讲忠君爱国,这让人啼笑皆非。其实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唐才常与孙中山、康有为走到了一起,不得不与双方妥协。

当时康有为正鼓动起兵勤王。孙中山也密谋发动反清起义。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的倚重人物。康有为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同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孙中山也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派吴禄贞、傅慈祥、毕永年、戢元丞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由于唐才常与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双方的影响,思想上经常呈现自相矛盾的状态。

自立会的口号是:“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日运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在筹建勤王军队过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遥戴孙中山为“极峰”,在两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为之用”。

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这些都是唐才常需要的,对于唐才常这种在湖南一呼百应的豪杰,保皇党和革命党,都会刻意拉拢,以为己用。康梁名重海外,人称天之骄子,手握有华侨富商捐献巨款。而孙文的兴中会人才辈出,在起义的策划和组织方面有着深厚的经验,拥有众多的信徒和帮会组织,并且他们背后还站着日本革命党。于是,唐才常在康梁面前高呼“讨贼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双方都会把他当作同志。

自立会成分极为复杂,有着浓厚的帮派色彩,依仗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为便于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官兵,唐才常采取了秘密结社中传统的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富有山堂”,作为自立会联络会党的机构,又仿哥老会之法,于沿江各地会党中广发“富有票”,仅两湖就发放了二万多张,上书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富有山堂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内八堂、外八堂等名目,体系庞大。许多省份会党头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为副龙头。

经过上述努力,唐才常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十分迅猛,至二十六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7月1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号召,邀集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社会名流与正气会员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号称“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容闳被推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总会设在上海。

国会宣布三项宗旨:

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

二、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

三、请光绪皇帝复辟。

这又是个自相矛盾的宗旨,反清又何来复辟?章太炎当场表示不满,认为当时形势再讲忠君爱国已不合时宜,苦口婆心劝唐才常放弃康有为的勤王主张,不要被康有为利用。

但在彼时,唐才常和康有为其实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康有为认为虽然他和唐才常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唐才常能够号令一大批湖南学生志士,如果失去了唐才常和湖南人,保皇势力便难成气候,所以康有为认为“勤王之业,舍唐莫属”。而唐才常则依赖康有为的经费粮饷,毕竟康有为许给他了30万,所以必须打出忠君爱国的旗号。而这话不能在国会上当众讲,只好听凭章太炎误解指责,一味敷衍。最终章太炎怒极,当众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脱下长袍换成西装,宣布退出国会,并宣布与唐才常绝交。

自立军

国会是第一块民主试验田,但民主并没有给他们指明道路。

唐才常召开国会,旨在借重社会名流的声望以资号召,并使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但会上争吵激烈。有人主张借重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有人主张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强。汪康年等人旨在依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保护中国东南,徐图振兴之策;唐才常等人则十分痛恨后党顽固派,坚决主张勤王起事。几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

在此情况下,唐才常等人毅然决定在正气会内恢复自立会名目,不顾汪康年等人的反对,于8月2日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宣布篆刻关防,组成自立军,任命自立军统带,并挟国会以自重,作为起事以后立国建制的雏形和统率自立军的最高机构。国会名义上是自立军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自立军领导权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

1900年7月底,庚子大乱,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负责;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在湖北新堤,由沈荩统率;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唐并负责节制诸军。计划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

林圭曾是唐才常的学生,曾在时务学堂读书,如今,他和老师成了同志,他也成了自立军的大元帅。林是一个“面貌清秀”的人,“身高而瘦,说话时目光四射”。当时有一个从安徽来的会党首领,跟林见面后打手势,那是自立军的暗号,并说“请大帅示下”。林向来的人慷慨陈词,“今日救国,非要进行大改革不可,什么排满,什么勤王,我都不管,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

汉口自立军总会楼上有一个香堂,作为加入自立会举行仪式的地方。和传统的会党一样,带有浓厚的江湖色彩,每个加入自立会的人入会前都要喝雄鸡酒。据自立军老人吴良槐回忆,“当时差不多天天开堂(指入会仪式),而每次开堂必砍鸡脑壳,所以我们在那里天天有鸡肉吃”。

清末秘密会党在军队发展很广泛,很多新军官兵都是会党成员。在沈荩、傅慈祥等人努力下,自立会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大量会员,据说除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军营,武汉三镇新军官兵大多数加入了自立会。

有一天林圭去鹦鹉洲看新军操练,他们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出操的官兵都向他们打自立会的手势,表明他们都已入会。有一次,一位军队里的会员来报告,说他们的枪口都已掉转方向,对准总督府衙门。

林圭大元帅最终与老师同时被捕,一同就义。

秦力山是一位热血少年,深受南学会维新思想影响,当上了自立军的前军统领,甚至还想过改造义和团。自立军起义中,他七月去安徽主持大通起义,与清军激战数日。失败后,流亡到新加坡,知康有为贪污公款劣迹,遂与绝交。

他最终流亡日本,成为了孙中山麾下的得力干将,在日本创立《国民报》宣传革命,怒斥康梁愚昧保皇、贪污会费。此后一直致力于东亚革命,1902年3月月,秦力山与章太炎等共10人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人们向两百多年前许多反清志士学习,向清朝统治者进行斗争。此举震动当时留学界,为以后留学界中爱国革命团体兴起,开辟先例。

最终他出缅如滇,及至云南干崖,开办学堂,以民族大义教育少数民族子弟,并在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土司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为同盟会在云南活动开拓基地。同年十月十一日,因水土不服,又染瘴气,病逝于干崖。年仅29岁。他自19岁离家,10年中以反清革命为职志,“志坚行单,洵足为革命党模范”。

他曾为张成清所撰《缅甸亡国史》作序,其中说:“读其史者,可以知神权迷信,有可以灭族者焉”,用以儆戒国人。

好星光啊!

早期的革命者单纯、鲁莽而又天真,往往分不清盟友和敌人,也看不清脚下的道路,只能一步一步用性命去试验。他们也刚从昏梦中醒来,从肉体到思想都很虚弱,一点点微弱的理想主义火焰,照不亮这黑漆漆的夜,也无法唤醒更多的人,最终,他们都只能把自己燃成一团火炬,那光芒中:真理和谬误并存,神性与人欲争辉。

1900年8月初,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西狩。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自立军各军约定在当年8月9日起义。但是由于资金几乎耗尽,康有为、梁启超答应的汇款迟迟没到,军械奇缺,只有推迟。几名会党首领宣布退出,失望而去。

因长江戒严,远在安徽大通的秦力山的前军没有接到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于十五日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孤军苦战七日七夜,最后率众退往九华山。

自立军的总部机关在汉口租界,属外国人管辖范围;而且唐才常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毕业生,在校时张对唐很器重,两人有师生之谊;再加上时局未明,张之洞正在观望,自立会的人放松了警惕。

大通起义爆发后,会党迅速向武汉集结,随后又发生几起失火事件,引起当局警惕。唐才常等决定先发制人,8月22日起义,先攻占汉阳兵工厂,占领武汉后北上西安救出光绪皇帝。

他的老师——老狐狸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义和团兴起后,英国一面极力拉拢张之洞结成“东南互保”,一面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唐才常、林圭等奉康有为旨意,也曾劝说张之洞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暖昧。但到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从北京安全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于是张之洞决计回到清廷怀抱,剿灭自立军,并将这一决定通告英国驻汉口领事傅磊斯。

英国此前也暗中支持唐才常,有意把自立军作为可资利用的肢解中国的途径之一。但此刻八国联军正与清政府洽谈媾和条件,对慈禧采取“保全主义”;同时英国也惧怕自立军起义动摇它在长江流域的统治秩序,故转变态度,支持张之洞扑灭自立军。

二十七日晚,张之洞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名剃头匠给唐理发时,有人在旁边谈起义的事,结果被剃头匠告密。唐才常当时正在宝顺里机关,他的同乡、随从李荣盛劝他逃走,他说“予早已誓为国死”,坚决不逃。张之洞派兵搜索。七月二十七日晚,汉口总机关被破获,唐才常与林圭、傅慈祥、田邦璇等12人被捕。

唐被抓出门时,“面无惧色,仍时与其同志谈笑自若”。和唐一起被捕,因年纪小被放的田邦璇的弟弟田均卜回忆,当晚从汉口过江,带去武昌的巡抚衙门审问,在船上唐对着他还面带笑容,而后抬头望着天空说“好星光啊”。

张之洞特派郑孝胥去审问,唐才常说:“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并狱中题诗“剩好头颅酬故友,无损面目见群魔”。

审讯时,唐才常只写了“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为救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21个字作交代。

二十九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知唐才常遇难后,立即解散部队,分别潜伏。之后沈荩在湖北新堤起义,最后也归于失败,自立会会员遭到大肆追捕,牺牲者达上千人。看上去,千万之众土崩瓦解,一溃千里,但这团火炬不是灭了,而是化作了遍地繁星,好星光啊!

[来源:搜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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