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慈禧还在“西狩”的路上，李鸿章刚刚与孙文断了来往，稳坐上海观望，而他的老搭档，湖广总督——张之洞却在杀人，长江边杀得血花四溅、人头乱滚。

关于这位张香帅，笔者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若没有他，整个洋务运动如失半壁江山，若没有他，中国的近代冶金和军工业基本就是幻梦，他是真正的大枭雄大豪杰。张之洞也是晚清四大名臣中活的最长的，一生知行合一，做学问、整吏治、抗法军、办洋务，无不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此人既狡猾，又鲁莽，既开明，又顽固，如果李鸿章属于末世无可奈何的士大夫，而张之洞则是洞若观火的混世魔王。

他什么都看得透，但他什么都做不透。

张之洞有个好处，他不是一个有信仰有原则的人，他比李鸿章还要实用主义，八面玲珑，狡猾多变，在波诡云谲的清末，他几乎参与了每一场运动，他从不拒绝任何一种新旧思想，也不反感任何党派，更不排斥任何技术，维新派是他捧起来的，戊戌六君子杨锐是他的门生，湖北各类新式学堂也是他建的，湖北新军也是他一手打造，他的宝贝汉阳钢铁厂是当时全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炼钢厂，直到数十年后的中日战争，战场上还响着“汉阳造”的枪声。

在张之洞眼里，任何人都可以结盟，任何盟友也都可以随时杀掉。

这回他杀的这位汉子，曾经也是他的盟友，叫做“唐才常”，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近代史上说起湖南人，大概都是这些个形象——铁打的硬汉，才华横溢的书生，气吞山河的豪杰。早期的革命者都是由改良派转变而来，精通旧学而又能开眼看世界，唐才常和谭嗣同同为维新派领袖，在康梁最受欢迎的时候，他们也被张之洞请到总督府中来讲论天下大事，推广变法维新。

唐才常先生是谭嗣同的挚友，二人被称为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人品、性情、脾气也极为相投。

1867年，唐才常生于没落官僚家庭，自幼饱读经史，旧学造诣颇深。20岁之前，他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把才智和精力都花在四书五经上，后来他曾自嘲“未冠以前，低首垂眉、钻研故纸 、冥思苦索 、自矜为孤诣秘理、粘粘自足，绝不知人世间复有天雨，复有诟耻之事??”少年谭嗣同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他一样热衷于封建文化，“以为遂足以究天人之奥， 据上游之势矣 ”他鄙视西学 ，“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

唐才常少有神童之名，才思敏捷，与众不同。光绪二年(1876年春)，唐父带着九岁的才常与友人一起来到“浏阳八景”之一的清风浦。友人想试试小才常才气，便要他即席吟诗。唐父正担心时，没想到唐才常沉思一会后，拱手道，“山川现晨雾，陇亩透青黄，杜老行吟地，诗人唱异乡”。

1886年，19岁的唐才常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在县、府、道三级考试中都得第一，这在当时被叫做“小三元及第”，是了不得的天才和神童。省院学政陆宝忠称，“大清历两百多年，在浏阳以县、府、院三连冠，小三元及第者，唯有唐才常一人耳。”家庭指望着他光宗耀祖，朋友指望着他青云直上，然而唐才常不觉得快乐，这近20年的光阴，让这个年轻人感受到了近代中国深切的痛苦和无力，大清在风雨中沉沦，众生在炼狱中挣扎，这些，孔孟给不了答案，子史经集都给不了答案。这世上，有的人愿意升官发财、家庭和美、多福多寿，平平安安一辈子，国家和天下?太远太远，和我没有关系;也有人缺心眼死脑筋，就想求一个答案。

唐才常去了省城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他在那里，读到了王夫之的书、读到了魏源、龚自珍的书，遇到了欧阳中鹄先生和他的弟子谭嗣同——觉醒状态的谭嗣同。二人一见如故，互相点燃了对方的火焰，似乎从此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自相逢之后，两人终生为生死之交。谭嗣同自己与唐才常“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

他们这时候已经开始崇尚西学和政治改良，对往日的自己痛恨无比。

肝胆昆仑

1894 年唐才常考入了位于武昌的两湖书院。这座书院是张香帅的功德之一，出于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考虑，张之洞在武昌兴办了两湖书院，专门培养洋务人才。但这里也培养出了唐才常、黄兴、宋教仁。唐才常天赋极高，人又刻苦，考试每每名列前茅，深得张之洞器重。

唐才常这在里读彼得大帝、读明治维新，读西方的民权学说，两湖书院毕业，他已经28岁，在这些年轻人觉得轰轰烈烈、硕果累累的洋务运动可以救中国的时候，甲午惨败的消息传来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装备了新式武器的清军依旧不堪一击。

唐才常远在湖南，也感到了这场战争带来的震动。他回忆起当时“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而在湖南也是“警报日夕数至”，小民百姓也谈日色变，人心惶惶。也正是从这时起，他痛切地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屈辱，使得谭嗣同和唐才常二人“彻夜不寐，热血盈腔 ，苦无藉手、泣数下行”。

但他们毕竟是行动派，绝不做“楚囚对泣”。唐才常、谭嗣同上书湖南督学江标，请求改浏阳的南台书院为“算学馆”，专门教习数学、理化知识。将办算学馆“尊重西人之实学”与“救国保种”融为一体，算学馆将考生中热衷时务的人列为前茅以示鼓励，对那些愚腐空谈者则不予录取。这逼得考生不得不去买书、读书。一段时间后，算学馆成效显著。每次考算学、洋务，浏阳学生每每夺得全省冠军，这样引得其它地区纷纷效仿，西学的风气得以大张。浏阳成为湖南提倡新学的起点。

唐才常曾自豪地说：“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

在经营算学馆之后，谭嗣同、唐才常二人又先后在浏阳设立矿务分局，经营煤矿，并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南不缠足总会、浏阳群萌学会、延年会、公法学会，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中流砥柱。

湖南是个奇怪的地方，封闭而又开明，强硬而又包容，古有问鼎中原、不朝周天子的楚王，近有文韬武略，却甘心做个末世忠臣的曾文正。到了清末民初，更是人杰辈出，灿若星辰。从曾国藩开始，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一代一代人忧国忧民，并身体力行着。所以湖南这个地方，并不是死水一潭，风暴正在孕育，种子正在发芽。

1897 年湖南省一些主要官僚，包括总督张之洞、巡抚陈宝箴、按擦使黄遵宪以及督学江标等人都都倾向于维新改良，唐才常得到了来自朝廷大员的支持，毕生抱负也得以施展。他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开民智上。通过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他创办了《湘报》和时务学堂。唐才常为《湘学报》写了大量文章，文章涉猎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对西方历史、现状的介绍、各国外交情况、中国内政改革等，诸如《公法通议》、《论中日通商条约》、《兵学余谈》、其代表作有：《史学略论》、《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外交论》、《格致浅理》、《质点配成万物说》等等。

时务学堂创办于 1897 年，是是湖南新政的宣传阵地。目的在于“用可用之气，开未开之民气”，大力推广新思想和西方自然社会科学。唐才常是年30岁，主管行政校务的熊希龄 27 岁，而学校的灵魂人物梁启超只有24岁。风虎云龙，热血激荡，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成了“自立军”的骨干，从师生变为同志，一部分随着唐才常死于张之洞的刀下，一部分追随孙文先生，成了革命的先驱。

唐才常和谭嗣同虽然是维新派，但他们的思想比康有为梁启超走的更远，唐才常认为君主专制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君民契约所致，这一思想明显具有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痕迹。唐才常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亿万人民共同的天下，天下既然是众人的天下，那么，以天下为皇帝“私产”就是自私无理，而天下为公才是公平的。在划分了“公之至”、“私之至”这二种制度后，唐才常称赞“公之至”的民主制度是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谛。他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将来 都要走这条道路。他说“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君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也在所不辞，粉身碎骨不足惜。”

而谭嗣同更为激烈，在他看来，君主专制是强盗政治，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他们“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视“天下之民”若“犬马土芥”，无异于窃国大盗;他服膺“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在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中，唐、谭二人的友谊也发展到了高潮。

戊戌变法前夕，唐才常应谭嗣同电召，欲赴北京参与新政，行抵武汉，却惊闻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谭嗣同绝笔诗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一生儒佛双修，造诣非凡，敦煌佛曲描述，文殊菩萨骑狮赴法场，就是用昆仑奴二人为侍从的。在他就义前两个月，与唐才常分手的时候，也写过;“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什么是“两昆仑”，浏阳二杰便是两昆仑。

唐才常“闻政变猝发，六君子遇难，悲愤满腔”。遂先返回湖南，接着去上海，继而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联络侨胞。在东京拜会康有为，与康梁等共谋救国之策。

谭嗣同灵柩归浏阳的时候，唐才常曾撰挽联一副：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住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合?漫瀛将去楚孤臣，萧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飞摩空!”

七十二字，字字悲恨交加，血泪交迸。

(注：扶桑三杰，指的是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正气会

早期的革命者单纯、鲁莽而又天真，往往分不清盟友和敌人，也看不清脚下的道路，只能一步一步用性命去试验。他们也刚从昏梦中醒来，从肉体到思想都很虚弱，一点点微弱的理想主义火焰，照不亮这黑漆漆的夜，也无法唤醒更多的人，最终，他们都只能把自己燃成一团火炬，那光芒中：真理和谬误并存，神性与人欲争辉。

自谭嗣同死后，唐才常与清王朝彻底决裂，他要做的不只是维新，更是革命。

其实一开始，他就瞧不上满族政权，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民族观念上是平和的，二人都提出过“满汉一家”的观念，而唐才常和谭嗣同早在戊戌事变前就萌发了种族主义思想，谭提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而唐才常则深受黄宗羲、王夫之“反清复明”的影响。

六君子被杀之后，维新派或牺牲，或远走，或被囚禁、革职。天下之大，已经无立锥之地。而敌对者开始疯狂反扑，唐才常形容政变以后湖南形势是“谣言四起，同人星散， 平日失志之小人，因利乘便，睚眦报复，无所不至”。“不逞之徒， 造谣生事，横无人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但既然开战，那就得作战到底，唐才常在日本的时候，不止遇到了康梁，还遇到了和他一样仇恨满清的章太炎，更遇到了兴中会的毕永年，并经他介绍，与孙中山相会，彼时，孙中山正在图谋策反李鸿章，以及筹划惠州起义。这才是宗旨相近的同志。

与此同时，唐才常也和宫崎滔天、平山周这群日本革命党结识，畅谈东亚局势。当年，谭嗣同就和日本人很亲近，日本也支持过维新变法，1898年春，谭在汉口接受日本参谋部使者神尾光臣的邀请，赴日密议，日方表示 ：“ 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 、一切学政资焉”。唐才常对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好感，乃至于觉得东亚中日两国，元该合为一体，立于世界之巅。唐曾提出“合中日之力，纵横海上，列俄虽狡，必不敢遽肆其冬封之志，法德虽名附俄，岂能仇英而犯五洲之不韪 ?” 1 899年的《日人实心保华论》中认为日本热心 “保支”“保亚”.甚至认为中日最宜结盟，可成“二国合邦”之局。

所以，宫崎滔天与平山周也努力促成唐才常与孙中山的同盟，乃至于促成保皇党与革命党的同盟，在这个时候，各方势力都试图拉拢唐才常，但唐才常本人的矛盾思想与所有人都格格不入，他排满反帝制，但却认为光绪帝没有错，依旧应该勤王保皇，所以，东京之旅没有让他收获更多东西，他决心回国再战。

唐才常回到上海以后，立即着手组织“正气会”，作为将来武装起义的策动机关。这是在一个借日本人名义发起的“东文学会”掩护下进行的。“正气会”的名称来源于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唐一方面攻击清政府“甘首腥膻，自甘为隶”，指责清廷成为洋人的奴隶，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方面又宣扬要“忠君爱国”，称“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承认与满清有君臣关系。前面提倡反满革命，后面又讲忠君爱国，这让人啼笑皆非。其实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唐才常与孙中山、康有为走到了一起，不得不与双方妥协。

当时康有为正鼓动起兵勤王。孙中山也密谋发动反清起义。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的倚重人物。康有为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同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孙中山也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派吴禄贞、傅慈祥、毕永年、戢元丞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由于唐才常与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双方的影响，思想上经常呈现自相矛盾的状态。

自立会的口号是：“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日运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在筹建勤王军队过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遥戴孙中山为“极峰”，在两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为之用”。

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这些都是唐才常需要的，对于唐才常这种在湖南一呼百应的豪杰，保皇党和革命党，都会刻意拉拢，以为己用。康梁名重海外，人称天之骄子，手握有华侨富商捐献巨款。而孙文的兴中会人才辈出，在起义的策划和组织方面有着深厚的经验，拥有众多的信徒和帮会组织，并且他们背后还站着日本革命党。于是，唐才常在康梁面前高呼“讨贼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双方都会把他当作同志。

自立会成分极为复杂，有着浓厚的帮派色彩，依仗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为便于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官兵，唐才常采取了秘密结社中传统的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富有山堂”，作为自立会联络会党的机构，又仿哥老会之法，于沿江各地会党中广发“富有票”，仅两湖就发放了二万多张，上书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富有山堂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内八堂、外八堂等名目，体系庞大。许多省份会党头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为副龙头。

经过上述努力，唐才常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十分迅猛，至二十六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7月1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号召，邀集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社会名流与正气会员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号称“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容闳被推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总会设在上海。

国会宣布三项宗旨：

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

二、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

三、请光绪皇帝复辟。

这又是个自相矛盾的宗旨，反清又何来复辟?章太炎当场表示不满，认为当时形势再讲忠君爱国已不合时宜，苦口婆心劝唐才常放弃康有为的勤王主张，不要被康有为利用。

但在彼时，唐才常和康有为其实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康有为认为虽然他和唐才常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唐才常能够号令一大批湖南学生志士，如果失去了唐才常和湖南人，保皇势力便难成气候，所以康有为认为“勤王之业，舍唐莫属”。而唐才常则依赖康有为的经费粮饷，毕竟康有为许给他了30万，所以必须打出忠君爱国的旗号。而这话不能在国会上当众讲，只好听凭章太炎误解指责，一味敷衍。最终章太炎怒极，当众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脱下长袍换成西装，宣布退出国会，并宣布与唐才常绝交。

自立军

国会是第一块民主试验田，但民主并没有给他们指明道路。

唐才常召开国会，旨在借重社会名流的声望以资号召，并使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但会上争吵激烈。有人主张借重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有人主张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强。汪康年等人旨在依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保护中国东南，徐图振兴之策;唐才常等人则十分痛恨后党顽固派，坚决主张勤王起事。几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

在此情况下，唐才常等人毅然决定在正气会内恢复自立会名目，不顾汪康年等人的反对，于8月2日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宣布篆刻关防，组成自立军，任命自立军统带，并挟国会以自重，作为起事以后立国建制的雏形和统率自立军的最高机构。国会名义上是自立军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自立军领导权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

1900年7月底，庚子大乱，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负责;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在湖北新堤，由沈荩统率;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唐并负责节制诸军。计划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

林圭曾是唐才常的学生，曾在时务学堂读书，如今，他和老师成了同志，他也成了自立军的大元帅。林是一个“面貌清秀”的人，“身高而瘦，说话时目光四射”。当时有一个从安徽来的会党首领，跟林见面后打手势，那是自立军的暗号，并说“请大帅示下”。林向来的人慷慨陈词，“今日救国，非要进行大改革不可，什么排满，什么勤王，我都不管，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

汉口自立军总会楼上有一个香堂，作为加入自立会举行仪式的地方。和传统的会党一样，带有浓厚的江湖色彩，每个加入自立会的人入会前都要喝雄鸡酒。据自立军老人吴良槐回忆，“当时差不多天天开堂(指入会仪式)，而每次开堂必砍鸡脑壳，所以我们在那里天天有鸡肉吃”。

清末秘密会党在军队发展很广泛，很多新军官兵都是会党成员。在沈荩、傅慈祥等人努力下，自立会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大量会员，据说除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军营，武汉三镇新军官兵大多数加入了自立会。

有一天林圭去鹦鹉洲看新军操练，他们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出操的官兵都向他们打自立会的手势，表明他们都已入会。有一次，一位军队里的会员来报告，说他们的枪口都已掉转方向，对准总督府衙门。

林圭大元帅最终与老师同时被捕，一同就义。

秦力山是一位热血少年，深受南学会维新思想影响，当上了自立军的前军统领，甚至还想过改造义和团。自立军起义中，他七月去安徽主持大通起义，与清军激战数日。失败后，流亡到新加坡，知康有为贪污公款劣迹，遂与绝交。

他最终流亡日本，成为了孙中山麾下的得力干将，在日本创立《国民报》宣传革命，怒斥康梁愚昧保皇、贪污会费。此后一直致力于东亚革命，1902年3月月，秦力山与章太炎等共10人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人们向两百多年前许多反清志士学习，向清朝统治者进行斗争。此举震动当时留学界，为以后留学界中爱国革命团体兴起，开辟先例。

最终他出缅如滇，及至云南干崖，开办学堂，以民族大义教育少数民族子弟，并在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土司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为同盟会在云南活动开拓基地。同年十月十一日，因水土不服，又染瘴气，病逝于干崖。年仅29岁。他自19岁离家，10年中以反清革命为职志，“志坚行单，洵足为革命党模范”。

他曾为张成清所撰《缅甸亡国史》作序，其中说：“读其史者，可以知神权迷信，有可以灭族者焉”，用以儆戒国人。

好星光啊！

早期的革命者单纯、鲁莽而又天真，往往分不清盟友和敌人，也看不清脚下的道路，只能一步一步用性命去试验。他们也刚从昏梦中醒来，从肉体到思想都很虚弱，一点点微弱的理想主义火焰，照不亮这黑漆漆的夜，也无法唤醒更多的人，最终，他们都只能把自己燃成一团火炬，那光芒中：真理和谬误并存，神性与人欲争辉。

1900年8月初，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西狩。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自立军各军约定在当年8月9日起义。但是由于资金几乎耗尽，康有为、梁启超答应的汇款迟迟没到，军械奇缺，只有推迟。几名会党首领宣布退出，失望而去。

因长江戒严，远在安徽大通的秦力山的前军没有接到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于十五日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孤军苦战七日七夜，最后率众退往九华山。

自立军的总部机关在汉口租界，属外国人管辖范围;而且唐才常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毕业生，在校时张对唐很器重，两人有师生之谊;再加上时局未明，张之洞正在观望，自立会的人放松了警惕。

大通起义爆发后，会党迅速向武汉集结，随后又发生几起失火事件，引起当局警惕。唐才常等决定先发制人，8月22日起义，先攻占汉阳兵工厂，占领武汉后北上西安救出光绪皇帝。

他的老师——老狐狸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义和团兴起后，英国一面极力拉拢张之洞结成“东南互保”，一面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唐才常、林圭等奉康有为旨意，也曾劝说张之洞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暖昧。但到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从北京安全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于是张之洞决计回到清廷怀抱，剿灭自立军，并将这一决定通告英国驻汉口领事傅磊斯。

英国此前也暗中支持唐才常，有意把自立军作为可资利用的肢解中国的途径之一。但此刻八国联军正与清政府洽谈媾和条件，对慈禧采取“保全主义”;同时英国也惧怕自立军起义动摇它在长江流域的统治秩序，故转变态度，支持张之洞扑灭自立军。

二十七日晚，张之洞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名剃头匠给唐理发时，有人在旁边谈起义的事，结果被剃头匠告密。唐才常当时正在宝顺里机关，他的同乡、随从李荣盛劝他逃走，他说“予早已誓为国死”，坚决不逃。张之洞派兵搜索。七月二十七日晚，汉口总机关被破获，唐才常与林圭、傅慈祥、田邦璇等12人被捕。

唐被抓出门时，“面无惧色，仍时与其同志谈笑自若”。和唐一起被捕，因年纪小被放的田邦璇的弟弟田均卜回忆，当晚从汉口过江，带去武昌的巡抚衙门审问，在船上唐对着他还面带笑容，而后抬头望着天空说“好星光啊”。

张之洞特派郑孝胥去审问，唐才常说：“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并狱中题诗“剩好头颅酬故友，无损面目见群魔”。

审讯时，唐才常只写了“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为救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21个字作交代。

二十九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知唐才常遇难后，立即解散部队，分别潜伏。之后沈荩在湖北新堤起义，最后也归于失败，自立会会员遭到大肆追捕，牺牲者达上千人。看上去，千万之众土崩瓦解，一溃千里，但这团火炬不是灭了，而是化作了遍地繁星，好星光啊!

责编：朱晓华

来源：搜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