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怀素(737-799，一说725-785)，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唐代书法家，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他的书法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传世书法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圣母帖》《论书帖》《小草千文》诸帖。

人物故事：

“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异疏还抱。诸君欲善之会，当得扶赢也。”读过唐朝最负盛名的草书大家怀素《食鱼帖》之人，对这几行文字再熟悉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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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僧界出狂人。耳熟能详的当然算是济公和尚，而怀素仅为文人雅士所传颂。从《食鱼帖》这幅狂草手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法号藏真的怀素了不得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一个旷达襟怀和极具个性的“狂僧”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超群拔俗又在尘俗里。食鱼又吃肉，虽然犯了佛家戒律，却也似乎在情理之中。如果在五台山、九华山等佛教圣地，看到和尚面对鱼肉大快朵颐，你又作何感想呢?而面对这个食鱼又吃肉的《食鱼帖》，你的心境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天地了。

怀素既是狂僧，又是醉鬼，更是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狂草有如疾风中的劲草，回转自如，奔放有加，一气呵成，是中国古典浪漫主义艺术的杰出代表，对后世影响深远。怀素一生云游，漂泊四海，俗世交往非常广泛。除了书法别具一格、匠心独运以外，他还能赋诗吟句，与当时文化名流如李白、戴叔伦、颜真卿、钱起、陆羽等诸多名人交往甚密。每逢聚集，必饮酒恣情，疯狂极致，杰作连连。

怀素做和尚确实出了格，或者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坏”和尚，因为他坏了佛家许多的清规戒律，食鱼又吃肉，还喜欢饮酒作乐，不分场所，到处涂写，遇到墙壁写墙壁，遇到衣物写衣物……人人见而避之，却又心怀崇敬。他真实、可爱，不受世俗羁绊，不受佛家所囿，自然少了非议而被认同。

面对《食鱼帖》，鱼成龙，腾云驾雾，旋风聚雨，高迈之情，豪爽之意破墨而出。多少黄灯枯了，多少经书碎了，多少日子没了……那些穷经皓首的老书虫们，无不嫉恨这个疯和尚。人生大写意，尽在一瞬息。

其实怀素狂草自有章法，法在“无法”之中。从《自叙帖》中可以知道：“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文暇，颇喜笔翰。”可以说，怀素从10岁“忽发出家之意”起，就与佛家有缘，与书法有缘。怀素的书法是天地间最浪漫、最自由的书法。法而有度，狂而有涯。“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将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许多后人仰望不止，又穷追不舍。

早就听说过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为了节省纸张，他在寺院旁边的一块荒地上种了万余株芭蕉。取其叶片铺于龛桌，临遍当时他认可的所有书帖。由于怀素练字入魔，不分昼夜，万余株芭蕉叶片生长不及他的书写速度。后来他干脆揣上笔墨立于芭蕉树前，长出一片书写一片，无论寒暑。临尽芭蕉，废笔成冢，着实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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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为何贬低王羲之颂扬怀素

■蔡显良(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敢这样激扬文字、猛批两位书圣的人肯定不简单。

有人说，唐初王羲之书法“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儒雅风格迎合了此时的审美趣味，加之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极力推崇，导致了初唐时期“独尊王羲之”局面的形 成。然而进入盛中唐以后，国力的强盛使人们充满信心，社会高度开放，当时有一百多个国家与唐朝交往，大量西域文明的传入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迅速促 进了审美观的改变。初唐华艳清绮的文风转变为盛唐的豪放雄浑;初唐的瘦硬姿媚书法转变为盛唐的雄壮豪放……这种审美风尚的转变引发了对王羲之的批评。傲岸不羁的李白狂放不羁地喝道：“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文坛领袖韩愈在《石鼓歌》中称“羲之俗书趁姿媚”，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审美风尚更欣赏雄壮 的书风。张怀瓘亦是如此，批评王羲之书法“无丈夫气”、“乏神气”，这正说明当时的审美风尚更倾向于雄强、伟壮。显然王羲之秀雅、灵巧、俊逸、柔媚的书风 与新的审美观不合拍。其实对于张怀瓘批评王羲之一说的引述可谓以大换小，偷换概念。而对于整个论说，显为以偏概全、后知后觉之说。尤其是对于李白和韩愈的 言辞，严重脱离两者的生成语境，其说自然有失偏颇。

李白是在一首诗中涉及到王羲之的。李白的诗歌名为《草书歌行》，是为怀素的草书唱赞歌的一首很特殊的诗：“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 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其在颂扬怀素草书的同时，列举了几位书家来进行比照甚至打击，借古论今，以抬高怀素的草书。请注意，始终所有的颂词解释针对怀素的 草书，所有的语境皆是因草书而发生，所举的三人中，张芝和张旭，虽然不同时代，但后世号为草圣二张，那么显然，王羲之此处所指书体也必然指向于草书。“王 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草书可以说是一种情感表现力最强的书体，无论从笔画、结体以及章法等各个方面来说，自由度也是最高，个人的发挥性也必然是最大的。王羲之处于今草刚刚产生 的时代，自然不可能创变出唐代那样激情澎湃、挥洒自由的大草书法。拿刚产生时期的今草与唐代的大草作比，显然不能具有什么说服力，更不是专业性的一种阐 释。故“古来几许浪得名”的评述，不但不符合书法史实，更有不懂书法之嫌，因此这句诗和后面的那句“张颠老死不足数”一样，只是符合李白这样一位浪漫主义 诗人身份的一种狂语罢了，实在没有任何的专业理论价值和书法审美价值。从传为李白所书、书风更像宋人尤近黄庭坚的《上阳台帖》来看，真假先不说，其书法水 平尚不足以抗衡大家。“不以能书传”(黄庭坚语)的李白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浪漫主义诗人，其观点原本就有夸饰之嫌，说服力自然有限。何况其诗歌语境当中也只 是讲的草书，根本未涉及王羲之的其他书体。那么，这样的连书法审美都未能涉及的两句诗，怎么能够说是代表时代审美风尚的一种棒喝呢!退一万步讲，即使它代 表了时代的审美风尚，恐怕只是借古喻今的一种艺术手法而已，其实与贬不贬低王羲之和张芝的书法成就无关，王羲之和草书二张只是一冤大头而已，其实这三人的 名字换上谁都不重要，可以换上任何三位著名书法家的名字，表达的意思和效果都一样。倒霉的是，恰好这三人能够代表李白那个时代之前草书艺术的巅峰成就，就 被李白拿来，为颂扬怀素而当了一回冤大头。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