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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抗战时期,湖南人绝对是有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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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5 07:43:25



何顿与“抗战纪念网”孙洪艳笔谈

1、大家都知道您是科班美术专业的学生,而且有一段时间还搞了一阵子装修,为什么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而是一头扎进了文学的创作,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请问您当时的初心是什么?

何:我在一篇访谈中说过,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没读多少书,不是不想读书而是没书读。在那个年代,连《青春之歌》和《野火春风斗古城》那样书写革命的小说,都被视为黄色小说,禁了,我们能读什么书?我们的中学教材上除了毛主席诗词、语录,就是鲁迅那冷嘲热讽的“投枪匕首”,要不就是把自己牺牲掉的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和邱少云那样的英雄让我们学习。能学吗?毛主席哪个能学?鲁迅谁学得会?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一学不就把自己学死了?文革中,很多少年爱打群架,就是受英雄主义思想的影响,打架时就想起了董存瑞、邱少云那样的英雄,就不怕,因为英雄连死都不怕,举着炸药包炸碉堡或火烧到身上来了都一动不动,我们还怕砖头或扁铁吗?就敢打架。进了大学,在大学里时我拼命想提高文学修养,这一拼命就把自己拼到文学的领域里来了。

大学毕业后,头一年只拿45元一月,第二年长到54元一月,可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已经涌入市场了,靠工资是买不起的,就去搞装修,赚了些钱,思想又回到了文学上。

2、这段经历对您的早期的作品有影响吗?比如《我们像葵花》?

何:这段经历没影响《我们像葵花》,《我们像葵花》是吃宵夜吃出来的,年轻的时候常常与那些在街上混的人吃宵夜、聊天,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听得我有了创作的冲动。倒是《生活无罪》(一个中篇)和《荒原上的阳光》,多少写了些装修方面的生活。若干年后写的《我们像野兽》,又再次写了装修生活。

3、您对抗战题材小说的热衷与挽救,最初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离去之时真切地怀念着父亲,能谈一谈年幼时讲英雄故事的父亲对您的影响以及最早接触抗战历史的经历吗?对您有影响的除了父亲还有其他特别的人吗?

何:如果我是生活在机关大院里,我不会热衷写抗战小说,我眼里也许是另一些人。又如果我是生活在学府里,可能我会更注重老师、教授及他们家属的生活,也不会热衷写抗战小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命运这只大手,把童年的我推到了抗战老兵面前,让我接受他们。挽救,说得太大了,有些担待不起,我没那么大的目的,只是写小说而已。

我父亲没影响我,他倒希望我写湘南游击队的故事,跟我谈过几次,只是我觉得国民党与共产党打来打去、实质上是同胞之间相互残杀,就不愿写。我父亲早年是湘南游击队的。我是共产党员的儿子,我父母和两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对着党旗宣过誓的。我是在共产党员的怀抱里、吮着共产党人的乳汁长大的,我30多岁时,父亲严肃地对我说,你也可以像你两个哥哥样入党。我吓了一跳,这太严肃了,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的料子,受不了那些约束,还是做个党外人士自由些。我父母和两个哥哥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都在各自的单位当过领导却都是耿直和有担当精神的硬汉,敢跟比自己官大的领导顶,不以权谋私、不腐败,对我写国军抗战的小说最开始有些诧异,但他们都是宅心仁厚的长辈和兄长,并没指责我。

父亲是2016年1月6日下午5点多钟去世的,享年94岁。对于我们家来说,就是一棵大树倒了,一个活生生的老人从此与他的子女阴阳相隔了,怀念父亲是件很自然的事。我童年时候最爱缠着父亲听他讲故事。父亲喜欢读书,但他读的是历史方面的文学作品。我童年时候是爱幻想的,韩信、岳飞简直就是童年时我的梦中恋人,虽然这两人最终都被杀害,但两个不同时代的英雄却让童年的我十分着迷。当然,还有关云长、赵子龙这样的虎将也是我少年时思恋的楷模。我少年时候并不热爱文学,崇尚武艺,但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前的武馆被下令撤销了,武师不知去向,连武术比赛于文革期间也被禁止了,也就没人可以授我武艺,因此学美术去了。父亲对我的影响就是在我童年时于我心里种植了一个又一个英雄,这就给了我幻想,很重要。现在的年轻父母如果也往他们孩子的脑袋里种植一个个英雄,我相信以后也会有好收成。其他人没父亲影响我那么深,也就没什么可谈的。

最早接触抗战老兵的经历我在很多采访文章中都谈及过,就不赘述了。只想说一点,我岳父一个老共产党员,他提及常德会战时,也对坚守常德城的国军第57师余程万师长竖起了大拇指,说全师六千多官兵,坚守常德19天,最后只剩了一百多人随余程万师傅杀出重围。我岳父是常德人,生于1928年,1943年常德会战时,他15岁,就知道这些事。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后,随当时尚未与我结婚的老婆去常德拜见她父母,聊天中听岳父说的。也就这几句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4、从《抵抗者》到《湖南骡子》到《来生再见》都是从个体的角度,通过有血有肉平凡的小人物去回望那段抗战历史,对于他们您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感对吗?

何:《抵抗者》是《来生再见》的前生,写于1998至1999年,那时候国军抗战还是个禁区,有顾忌,写得不够大胆,有些章节处理得有些毛糙。十多年后,回想《抵抗者》这部小说,总觉得欠缺一些什么,于是决定重写,就写成了《来生再见》。写小人物与写大人物的区别在于,写小人物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和想法写。

抗战老兵,他们为我们国家付出了青春和鲜血,却没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这种不公平人人都看在眼里。这份感情特殊吗?不能算特殊,只能说是正常。淞沪会战,国军投入60(有的说80万),有20万国军官兵阵亡,平均一天战死一个师(五千多官兵)。多么惨烈呵。这么值得书写的悲壮的历史,在我大胆涉及前很少有前辈作家用小说的形式书写国军抗战,前辈作家放着这样的重大题材不写,倒是写了儿童团团长海娃,写了放牛娃王二小,是不是有点悲哀?!中国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一点也不客观。东方人不知是受什么思想的影响,诡异得让你我无法想象,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打太极、玩虚的,教会你无视事实。日本人就很无耻,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面对铁的事实也遮遮掩掩。日本人如同狗肉,扶强不扶弱。今天,不少网文吹捧日本,说日本如何如何好,日本人如何如何文明、高尚,而中国的教育比日本落后起码一百五十年等等。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篇文章,还用了“起码”两个字,就觉得滑天下之大稽。我倒感觉这是一些纯粹想把中国文化和思想踩在脚下的人胡说八道!只要你用脑袋想想,这么好的教育,怎么会教育出在侵华战争中肆意屠杀中国人的一群恶魔?心里就有个大概了。侵华战争发生在七十多年前,七十多年前他们可不比中国人文明、崇高,相反,等于是一群残忍、暴虐的野兽!看看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军人把中国婴儿挑在刺刀上的照片,看看那些挥着东洋刀砍中国人脑袋的照片,和日本人活埋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的照片,日本人的教育真的比中国好一百五十年吗?你会觉得写这文章的人真可恶!

国军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很多,仍然被人拨弄得视而不见。这是历史原因,那个年代国民党是反动派,拒不抗日,红军是北上抗日,张学良要抗日,蒋介石还把他软禁了。这是当年我们这代人所受的教育。这种教育,有点自食其果,这么多年里中国在不断生产骗子、爱国贼,今年的高考女生徐玉玉不就是被骗子骗死的吗?我们常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是这样砸的。我们的政府批评日本,说日本政府无视铁的事实,在日本的中小学生教材上如何淡化南京大屠杀,如何粉饰侵华战争。我们难道做得比他们好吗?事实证明我们也没做出多少让民众信服的事情。

无视历史,欺骗教育的结果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导致没人相信政府说的话。而且,这种避重就轻的教育绝对教育不出诚信可靠的人,只会教育出稀奇古怪的掘墓人!当年民国政府是怎么倒台的?还不是民国政府以为老百姓好欺好骗就不断地欺骗老百姓,导致老百姓不再相信政府而帮着共产党拆民国政府的台!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会败?80万美式装备的国军为什么打60万共军不赢?就是围绕淮海地区的几百万老百姓自发地帮共军打国军,打着土车送粮、送水、送弹药、抬伤员,这让共军士气大振,而国军则成了过街老鼠。当年清朝是怎么倒的?还不是欺骗和奴役民众,时间一长,腐烂发酵了,结果大难来了老百姓在一旁看热闹,而士兵作鸟散状跑了。

5、这些作品中,您说所有的人物都倾注感情,能谈谈您最钟爱的笔下人物吗?

何:我写他们,只是想还原历史。作家写作,当然得对自己写的人物倾注感情,否则就不会写。《来生再见》中的黄抗日,是我用了很多心思写的。他不是英雄,我没把他当英雄写。本来想把他当李向阳写,还想把他的少年写成“小英雄雨来”或“儿童团团长海娃”,提纲都撰好了,可是临了又放弃了,因为湖南不是日军占领区,这样写会让人笑。在写作中我尽量把黄抗日往农民身上靠。他不是主动参军,是在父亲的劝说下替兄从军。他怕死,没有李向阳勇敢,也不是敢于把日本兵带入埋伏圈的王二小,总是躲在掩体后面射击,绝不第一个冲锋,也不后退。他没有往上爬的欲望,营长要升他连长,他婉拒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指挥那么多人打仗和承担那么大的责任。他心里装的是土地和老婆,只希望战争快些结束,好回家过小日子。他狡黠,见自己的战友都阵亡了而日军拥上来,他没有像狼牙山五壮士样跳崖或与日军同归于尽,而是一点也不够好汉的装死。他既当过日本兵的俘虏,又被国军俘获重新成为一名战士,还当过湘南游击队的俘虏。谁对他举枪他都举手,然而,他又是实实在在的英雄,打死了那么多日本兵。这个人物我非常钟爱,因为他是人,不是神。

6、《湖南骡子》的书名,仅仅是对湖南人性格特征的一种情怀吗?您说写完《湖南骡子》就不准备再写抗战题材的小说了,为什么又继续写了,还写出了《黄埔四期》这样优秀的作品。而之后您又说以后也不会再写像《黄埔四期》这样抗战题材的长篇了,但未来的某一天,您会不会,又出其不意,再续新篇呢?

何:《湖南骡子》是写湖南人,也是写长沙四次会战,从一个侧面写,写湘军抗战。小说取名《湖南骡子》,也就是想表现湖南人身上的倔犟。抗战时期,湖南人绝对是有血性的!据我对抗日战争的了解,日军在中华大地上攻克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一仗打下,打上海,日军虽打了三个月,但还是打下了;日军打武汉,蒋介石为保武汉,先后调动了一百万军队与日军作战,日军打了四个月,也把武汉拿下了。至于打太原、打石家庄、打南京、打合肥只用了一天(杭州没抵抗),打南昌、打广州等城市,都只是用几天或十几天就拿下了,唯独打长沙,日军前后打了四次,打得呕心沥血头破血流且骂娘不赢,日军从1939年9月第一次打长沙,到1944年5月日军第四次进攻长沙,先后打了五年,用长沙话说,打得鬼样的。如果先一年,蒋介石不把能打的军队从湖南调往滇缅作战,长沙也不会失守。抗战中,湖南人是很了不起的,湖南人身上那股不服输的血液和犟劲令日本人佩服得要死,所以一打湖南日军就心惊胆颤。日军在湖南先后阵亡了十几万官兵。

写完《湖南骡子》后,本不打算再写国军抗战的小说了,觉得自己对得起那些在抗战中阵亡的无名英烈了。但谢乃常和贺百丁的后裔把他俩父辈的故事说给我听后,又激动了。《来生再见》是写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湖南骡子》写的是长沙四次会战,都没出湖南,就想写一部揽括全国抗战的小说。《黄埔四期》就是基于这一点上创作的。他们是黄埔军人,贺百丁是胡宗南的爱将,谢乃常先是杜聿明后为宋希濂的部属,两条战线作战,揽括了全国抗战。以后不会再写了,想写的都写了。

7、《黄埔四期》是您目前最好的作品,每个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都如孩子一样,与您的女儿相比,哪个作品才是最满意的?

何:《黄埔四期》、《来生再见》和《湖南骡子》,这三部作品我都喜欢。很多人都以为我仅仅是写战争,其实我是写战争与人,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和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人在和平时代的生活。我的旨意是反战,战争就是屠杀,日本军人杀中国军人和老百姓,中国军人杀日本军人,杀的都是人,不就是屠杀吗?善良的人都爱好和平,疯子才热爱战争。我的三部小说里,没有一个主人翁是疯子,都是被裹挟到战争里的。《湖南骡子》里的主人翁何金山,身为湘军团长于三十年代初赴江西“剿共”负伤后,已经解甲归田了,在天心阁下面开了家小饭店,但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应召入伍了。《黄埔四期》里的贺百丁和谢乃常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在那个年代身为军人,也就很自然地卷入了战争。

8、都说子承父业,您的家人对您的理解和支持的同时,是否也受到您的影响,对于写作和抗战也抱有同样的热情呢?

何:我父亲是学数学的,与文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若子承父业我应该入党,当领导或当老师,可是我不喜欢教书,讨厌在学校制定的一大把规章制度里生活。我不关只是写了抗战小说,事实上我写了很多别的小说,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像葵花》、《荒原上的阳光》和《我们像野兽》,还写了《黄泥街》、《物欲动物》和《时代英雄》等,都是长篇小说,与抗战毫不相干。我父亲是个古板的老革命,不苟言笑,但他同时也有一颗博大的心,对我写任何小说都从不说一个不字。例如《我们像野兽》和《物欲动物》,当时人年轻,又碰巧获取了这方面的素材,写作时索性把道德观念往抽屉里一锁,就不管不顾地写了。我每写一本书,出版后都会送我父母看,以示对父母的尊敬。儿子写的小说,父母都会读的。

有天回家,我见父亲正捧着《我们像野兽》看,心里就没底,好像犯了错误样,弱弱地问,爸,怎么样?父亲答,你可以写写你哥哥,他是怎么把一个快倒闭的工厂扭亏为盈的,这是很好的题材。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批评《我们像野兽》一个字。这本书,写于十多年前,出版于2005年,我现在自己都不好意思读了,不是小说内容写得如何悲惨,而是有些痞气。多年前,我姨姐曾打我电话,语气很郑重,劝我把这部小说销毁。我说,出都出版了,人家看都看了,销毁就算了吧?姨姐在手机里大叫,你就是不肯接受意见,你至少可以要网站撤下这本书,这对年轻人不好呢。我姨姐只比我大一岁,在深圳工作,人热情,敢闯,可是特区的劲风只是吹乱了她的头发,并没把她的思想吹得更开放。我父亲比我姨姐胸怀宽广,容得下儿子的生猛,这大概就是支持吧。

父亲没读过《湖南骡子》和《黄埔四期》,《湖南骡子》出版时,父亲已经九十岁了,视力不行了,已经不看小说了。

9、在抗战时期,全国20几次会战鲜有胜迹,而湖南六次就赢了四次。对于这里聊天像吵架,真打又生怯,战争却止于此的人们,您是如何让他们在您的笔下熠熠生辉的呢?您希望读者在您的笔下读出怎样的湖南人,怎样的湖南抗战呢?

何:所谓会战,就是日军出动十万军队,国军出动二十万军队以上,想想三十多万官兵在各处山头、田间、路旁,为争夺高地或阻挡进军而展开厮杀,这是何等惊心动魄,又是何等恐怖啊。从1939年9月长沙第一次会战到1945年5月的湘西会战,湖南境内竟发生了六次这样的大规模屠杀,你杀我我杀你,杀得血流成河。我查了查,每次会战,双方战死的人数加起来都是五六万人以上,这是何等恐怖的数字又是何等悲壮何等残忍!想想这些死去的人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他们为失去亲人又是多么悲痛!但这就是战争,属于无解方程,人性的残暴、贪婪和欲望在战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战争是非人性的。长沙一、二、三次会战日军都败退了,湘西会战日军也溃败了,常德会战打了个平手,只有第四次长衡会战日军胜出,但日军没占到便宜,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在47天的进攻里死伤四万多官兵,平均一天死伤一千人,也够惨的。

我笔下的湖南人都很普通,都是生活中能见到的,不是钢铁硬汉,也不是智商超群的精英,他们是狡黠、自私的农民、平民或是满怀爱国热情的学生。我从没打算让读者读到熠熠生辉的文字,他们都很平常,有爱好有向往,有自己喜欢的姑娘或女人。我是想让读者看到战争有多么残忍,刚才还活鲜鲜的一个人,一颗子弹或一个炮弹飞来,突然就没了,再也不会站起来骂脏话和想自己喜爱的姑娘了。《来生再见》里的几个学生兵都是如此。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没有人喜欢战争——喜欢战争的人是疯子,他们不是疯子,都害怕战争,但大敌当前,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又不能不硬着头皮拼杀。他们一点也不熠熠生辉,生前没有,死后也没有,他们的身份让他们在这个国度里无法熠熠生辉。

10、谢祥京(他的父亲是您笔下的人物原型谢乃常)说:“《黄埔四期》一直让我读到生理极限。我三天三夜就读完了全篇七十余万字,但何顿先生写这部作品整整写了六年”。在这六年里您还记得采访了多少抗战老兵及先烈的后人吗?在他们当中您印像最深的最难忘的是什么?采访中遇到困难和阻碍是什么?您还记得采访的第一位老兵或抗战亲历者吗?

何:我写《黄埔四期》时,谢祥京提供了大量他父亲的资料,而贺百丁的儿子和侄儿也讲述了很多父辈们的生动故事,加上我在写《湖南骡子》时收集的一些故事,感觉足够了,也就开始了《黄埔四期》的构思。写小说不是写传记,作家要加进自己的很多想象和虚构,小说才会生动、有味。我没面对面地采访过老兵。很遗憾,当我决定写抗战小说时,他们大多去世了。我曾经想去找那些老兵,问了几人,都不在了,所以没这种感同身受的经历,只能靠平时的生活积累和想象去补充。

11、谢乃常的儿子谢祥京和贺百丁的侄儿是如何评价你写他们父辈的?

何:我写完《黄埔四期》后,最担心谢乃常的儿子和贺百丁的侄儿看这部小说时会失望。我很谦虚地说,小说写完了,我发给你们看看,如果你们觉得不妥,我就把姓名改了,免得你们不高兴。我还说,你们也可以不承认我是写你们的父辈。他们答,好的,你发来吧。

要知道,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侄儿,我担心他们会失望。那些天我还真有点诚惶诚恐。但没想到的是,他们居然觉得我写得好。贺百丁的侄儿说,我伯伯晚年正是你写的那样子,就是那样冷傲,谁也不放在眼里。你又没见过我伯伯,怎么能写得那么到位?他又说,你把谢乃常伯伯写活了,谢乃常伯伯在我记忆里正是那样子。我又打电话给谢祥京,他说,看了,写得非常好,名字不要改,就用我父亲的真名。我父亲是风流,但我父亲风流不下流。他又说,我这几天想写一篇文件谈你的《黄埔四期》。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下来了,家属都说我把他们的父辈写活了,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就更加感激他们宽容。谢祥京后来果然写了篇“《黄埔四期》里的战争与性”,发在共识网上,获得众读者的好评。

12、相对于您的经历及作家的身份,作为非研究抗战的人士,您在抗战题材写作中遇到的瓶颈是什么,是如何去解决的?

何:作家与研究者不一样,作家可以虚构人物和战争场面,把脑中想象的战争场面写到纸上。小兵张嗄、李向阳、王二小,不都是虚构的吗?研究者却需要用史料说话。作家可以在素材上再创作,而研究者只能依据事实书写。小兵张嗄、王二小在研究者眼里什么都不是,但在作家笔下那就什么都可以干,可以把迷路的日本兵带到八路军的埋伏圈里干掉,于是放牛娃成了抗日小英雄,以至于家喻户晓。差别就在这里。对于一个职业作家来说,如何写好,写得更生动更有感染力才是作家的瓶颈。把人物写成战争机器那是比较容易的,把人物写成有血有肉的平常人才是叙事的难点。有些作家一写战争,就想把主人翁写成钢铁硬汉,我则把人往平常人的角度写。人是大同小异的。

13、战争是残酷和压抑的,张纯如在写南京大屠杀时,患上了抑郁症。您写了那么多抗战题材的小说,对您的心里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您是如何去平衡的?

何:写战争感觉确实残酷和压抑,但那是在写作中,写完后当然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的做法是忘记。贺百丁和谢乃常都有这种技巧,忘记一个个在他们身边倒下的官兵,否则,他们也受不了啊。事实上,许多将军都有这门特殊的本事,逼出来的,不然,脑袋里不就装满一脑袋死尸吗?比如写《黄埔四期》里那一场场战斗,死了那么多官兵,有的士兵一星期前还是拿着锄头在家里种地的,只因战争需要,他们弃下锄头而扛枪奔赴前线,只是刚下火车或是刚刚走到前线,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中弹身亡了。写到这里时,我感觉心口扯得痛,我相信贺百丁或谢乃常更加心痛,因为一个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他们身为长官,但人非草木,不可能没有痛,只能忘记,否则他们如何指挥一场场战斗?

14、您对历史的真相和理解是什么?

何: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即使你想遮蔽,也只是暂时的,历史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想用谎言来掩盖历史的人,就像跳梁小丑,是可笑的。

15、有那么一些经历,他们是无法交流和传达的,集体记忆更具有传承性,对于抗战历史,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对待个体记忆?

何:现在好像有不少文字都在记录那段历史,这是好事,这让在抗战中阵亡的国军先烈总算可以瞑目了,不然真是死不瞑目啊。难道他们不是中国人?难道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是匪帮或是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他们在参军前大多是城市平民或农村青年或是有爱国思想的中学生,去想想,如果他们不奋力抵抗,那会是什么一个情况?明朝为什么灭亡?清兵不过是一百多万官兵入关就把明朝给灭了。明朝末年有两亿人口,一百多万清兵把拥有两亿人口的朝代给灭了,这是为什么?就是没人抵抗,没人愿意为明朝付出生命。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先烈,并不是在争名夺利中丢掉的性命,而是为不当亡国奴而献出生命,不去追忆他们也就罢了,还诋毁他们,那是乌龟王八蛋干的事。

我以为应该别开党派的狭隘思想,既然已经为国军抗战正名了,主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何不做得更加彻底?还原历史,在当年国军与日军作战的地方建纪念碑,好让后人牢记这段惨痛的历史,从而奋发图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这个理。我们悼念的是那些在战争中付出了生命的一个个人,尊重英烈才会更加珍爱和平。

16、热闹的场合从来都看不到您的身影,您曾经说过:“该我出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所以您的《黄埔四期》是有备而来,获奖其实也是意料之中,对吗?您是如何看待您的的作品《黄埔四期》获得路遥文学奖的?

何:我属于不善辞令者,作家中我这样的人并不少。在热闹场合不爱说话,主要是说普通话费劲。“该我出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那是我博文里的一句话,自己都不记得那篇博文写的是什么,我有一个优点,也是毛病,就是写完一篇东西就把这篇东西忘记了。我很想写出一部大作品。这也是任何一个作家的梦,中国梦分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不同的梦。但写出大作品也并非简单的事,也就时常茫然。一个人总要有梦想,没有梦想的人犹如没有灵魂,我不想做没有灵魂的人。

《黄埔四期》获路遥文学奖,并非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个奖是一些身在北京的学者和大学教授评的,在专家和学者评路遥文学奖时,我正在住院治疗,自己都不晓得这个奖会降临到我头上。获了奖确实让我高兴。路遥文学奖涵盖全国,一年评一部。我六月份去北京领奖时才知“路奖”竞争相当激烈,学者们争论不休,但比较公正,开完作品评选会后进行投票表决,以票数多少决定哪部作品胜出。

《黄埔四期》能获此殊荣,最大的意义是让读者注意到了这部作品,好的小说才能获奖这是常识。《黄埔四期》获了路奖后,很多读者和朋友都问我哪里有小说买,所以我很感谢路遥文学的评委,是你们的肯定,让这部小说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关注。

17、有记忆,识来路,知归途。人们喜欢抗战题材小说也是因为抗战故事有许多精神在内,在抗战胜利七十几年后的今天,您觉得相对于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缺少了什么样的精神?

何:现在的年轻人不缺什么,他们比我们懂得更多,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也能吃苦,更能体现个人的价值。他们什么都不缺,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杞人忧天,担心年轻人缺这缺那,其实一点也不用担心,该他们出手时他们会出手,该他们挑大梁时他们照样会挑起大梁。有个别年轻人感情脆弱,做出了一些让人担忧的事,这也是正常的,十个指头不可能一样齐么!不用怀疑,他们肯定高于我们,比我们行,比我们有智慧。我们这辈人尚能把社会推动和发展到今天,更何况知识储备和见识比我们多得多的下一代人!我很看好下一代人,一旦轮到他们挑大梁时,他们一定做得比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更好!

18、最后您能对其他后来写抗战题材的作者提供些经验和自己的建议吗?对于读者也能介绍一些有价值的书籍吗?

何:我对以后写抗战小说的作家只有一个建议,去实地考查,这样才能胸有成竹。关于读什么书,我在另篇采访中说了,既然你问到了同一个问题,我就拿它收尾吧。我不推荐哪几本书,因为任何一本书,推荐给不同的人阅读是不同的感受。多读书,所有的世界名著都可以读,不同的名著会给你不同的感知和认识,要知道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必定有它的精彩之处。

责编:李婷婷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