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若隐

像许多热爱九疑山(屈原《离骚》称苍梧，在湖南宁远县境内)的家乡游子一样，我在雾霾都市也曾向朋友们鼓吹过家乡的魅力，还习惯于自我介绍是“九疑山人”。要是对方还不明白，便要请出毛主席的诗句“九嶷山上白云飞”了。至于家乡游学京畿者，若是在名利喧嚣中尚能憋出点文章，自然要感谢故乡给予的灵感，遂将笔名也署作“九疑山人”。

甲午夏秋之交，我粗略研究家乡历史上河渠、经史、艺文诸方面，发现署名“九疑山人”实在有愧于先贤，此乃民国时期古琴宗师杨宗稷自号。由此上溯苍梧之野文明滥觞，碰巧有晚清诗人杨季鸾和南宋诗学评论家杨齐贤同属杨氏名流。此三公皆生于苍梧之野，其文化影响在各自所处时代遍及宇内，并泽被后世，故笔者称其为伟岸“三杨”。

【古琴宗师杨宗稷】

古琴宗师、九疑派创始人杨宗稷

杨宗稷著述《琴学丛书》按照湖南宁远县地方志的说法，杨宗稷(字时百，1865-1933)年轻时受到过清朝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关照，在京担任京师大学堂学部主事，后又供职于邮传部、交通部，还出任过洞庭之滨南县的知事。他深感自己不宜做官，1908年到南京拜全国著名琴师黄勉之为师，3年苦学而有长进。先生感慨自己授琴数十年，众多弟子中没有一个能超过杨宗稷。1917年杨在京专门从事古琴教学和研究，爱琴成痴，积琴百部，自号“九疑山人”，称自居处为“半百琴斋”。随着中国古琴“九疑派”声名日隆，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教授古琴，又受阎锡山之聘授琴于太原。

杨宗稷被时人称为“民国古琴第一人”。其琴艺精湛，著作颇丰，其中主要有《琴粹》4卷、《琴话》4卷、《琴谱》3卷、《琴学随笔》2卷、《琴余漫录》2卷、《琴镜补》3卷、《琴瑟合谱》3卷、《琴学问答》1卷、《藏琴录》1卷。后人将这40多万字著述合刊为《琴学丛书》。该书将古曲译成通行简谱，对指法要求作了详解，使后来学古琴者有章可循。现存最早的《碣石调幽兰》的文字谱，首先由他翻译为减字谱。作者木刻该书始于1911年，直到辞世两年前的1931年完成。总计木版1036页，用梨木518 块，每块尺寸为19X27X2.5厘米。如果像书一样排列长度可达13米，重量近600 千克。这些木版于家中有木盒收藏，且每张木版间填以纸张保护刻字。杨氏治学之严谨呕心，可见一斑。

现代古琴大师管平湖是他的得意弟子。一张传世“鸣凤”琴，记录了他们师徒情谊。此琴先经杨宗稷珍藏并加以重修，琴面之钧瓷徽、琴背之八宝徽是弟子管平湖所为。杨宗稷之在《琴粹》中说道：“近时都下收藏家仅有贵池刘氏之‘鹤鸣秋月’、佛君诗梦之‘九霄环佩’，其声音木质定为唐物无疑。刘琴相传为雷威斫，未见其款。余藏琴20张(注：后来过百)，惟‘鸣凤’最佳，相传为二十四琴斋之一。题名外别无款识，洪亮不如刘佛二琴而苍润过之，一二徽间稍欠松，当为宋物，否则唐琴矣。”杨管师徒二人毫无疑问是功底深厚的古琴鉴定专家。他们先后破解并整理的代表琴曲有《流水》、《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幽兰》等，其间曲目弹奏时有如诗人李白所说“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的磅礴气势。

《论语》有言“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韶乐》起源之争，韶山、韶关或有字面优势，淄博有碑“孔子闻韶处”，通行说法还是“韶乐，为上古舜帝之乐”。笔者根据《尚书》之说“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又据《史记·乐书》“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若考证《韶乐》起源，北方之说似乎缺根少据。永无结果的争论当搁置一边，重要的是孔子还是把音乐形式“尽美”放在了第一位，这表明只有感化才能教化。窃闻古琴弹奏历来久矣，观先贤杨宗稷所以能开宗立派，原因当归于功到自然成，他所钟爱曲目包容天地气象而摒弃简单教化。又闻今“管理众人之事”者(孙中山语)经常谴责“靡靡之音”为害甚大，窃以为此论有失公允：若是歌词内容龌龊另当别论，若是好事者闻过古琴等民族乐器演奏的曲目，非要论定格调低下或高尚当属愚昧徒劳，因为审美判断存在于欣赏者心中而不是旋律本身，即便位高权重者也无优势。《乐书》有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主张用乐来协和百姓好恶，用礼来区别人间贵贱，考虑到了天下还是众生居多，没有秩序就会“礼崩乐坏”。《韩非子·十过》责怪乐师延之曲令人萎靡不振，害了商纣。武王伐纣时，延抱琴投濮水而死，此后水中常出乐声“靡靡”。杨宗稷作《广陵散谱跋》时感叹道：“今按谱弹之，觉指下一片金革杀伐激刺之声，令人惊心动魄，忘其为琴曲。是以当日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他还引用前人张崇序《广陵散》时说，“琴谱中有井里、别姊、辞乡、报义、取韩相、投剑之类，皆刺客聂政事。”可以看出，即便是“聂政刺韩王”这等严肃主题，大师追求艺术曲调“基本旋律”外，还是给大量“弦外之音”留了空间。在笔者看来，二者没有高下之分，也断然不得称后者为“靡靡之音”。

我每次往来于宁远县和永州市之间，必经先贤杨宗稷的家乡清水桥乡平田村。据村民讲述，平田村始建于南宋，自古居永州大道之要冲，部族曾因参加徐寿辉部抗击朱元璋军队许多被迫改作“杨”姓，遂又恢复“欧阳”姓，现有人口万许。宗祠始建于南宋嘉定二年，清乾隆年间陈列600多斤铁钟，明清古建筑群损毁于太平天国石达开部过境。甲午中元节次日，余与同窗何国义徜徉于平田青石板巷道、石桥，见到石刻、牌坊、凉亭、八角楼、庙宇庵子雕梁画栋，亟待修缮保护。明清以降平田有进士、举人十余，村规民约特别重视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乱局祸害文明。民国之初平田开办现代小学，20多人进入黄埔军校。人文厚重、民风古朴和田园风光为平田赢得了“湘南典雅古村落”的雅号。

若是初夏时分，平田那南岭山区中难得的平畴沃野开满油菜花，村前龙溪河沧浪之水仿佛在传唱当年琴师的成长。听村里长老介绍，杨宗稷14岁考入县学，20岁学习古琴。大师少时好用丝桐演奏舜帝《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他或许由此找到了淳朴厚重的艺术灵感。相传唐朝四川峨眉人雷威常在大风雪天里去深山老林听风吹树木的声响，从中辨取造琴良材。杨宗稷信以为真，与苍梧之野水土相宜的梧桐林造化了他风里听音的聪敏。老子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好的旋律本就来自庄子所说的“天籁”，只是宗师耳聪道高能取“天籁”而作绕梁之声，凡夫俗子心不静只能声色犬马于众声喧哗之中罢了。引起杨宗稷命运拐点者，是邀请他进京做官的长沙人张百熙。听说大师离开家乡时所备行李中除了简单衣物就是丝桐了，这样的细节或许注定了杨宗稷命运终点是艺术巨匠而不是半途而废的一官半职。

【绍基至交杨季鸾】

同样是平田这个人杰地灵、好读诗书的村落，养育了晚晴著名诗人杨季鸾(字紫卿，1799-1856)。

这段历史应验了“琴与诗书渊源相通”的说法。

他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14岁作《雨后村庄晚步》“数里入寒坞，人家半夕阳。雨余红柿熟，风过绿橙香。野渡凭谁问，林醪唤客尝。牧童归径晚，一笛下牛羊”，就有相当境界。15岁赋诗《春日杂咏》十二首而声闻远近，其中之一“萧萧亭馆暮春时，鸟儿青帘看折技。何事风流最堪忆，王家觞咏谢家棋”，表现出作者的敏锐观察。

杨季鸾19岁开始全国游历，武昌登临黄鹤楼时诗兴大发：“岂徒黄鹤乘云去，不见崔郎与谪仙。今古登临同怅望，后先凭吊一茫然。但闻江上数声笛，吹落梅花何处边。我欲飞觞尽高兴，醉呼明月照晴川。”

杨季鸾28岁时到达北京，诗坛名家吴嵩梁看到了他的《黄鹤楼》诗后赞叹其作“与太白最近”，杨遂有诗声日重，成为道光咸丰年间全国诗坛名家，与何绍基、魏源(字默深)等诗酒唱酬。杨有诗《寄魏默深》：“京华谈笑隔年余，红树秋来叶又疏。北望燕台空入梦，南寻禹穴问何如。忧时贾谊休垂涕，卧病虞卿且著书。衡岳洞庭幽绝处，待君同隐结茅居”。长于著文赋诗的两江总督陶澍为杨季鸾诗集《春星阁诗钞》(注：现存国家图书馆)作序。

随着杨季鸾常年游历他乡，蜚声海内，桑梓情怀常使他梦回故乡。

他的诗《上巳前一日新晴出游》有句“白云缺处俨图画，山红涧碧湿且明;牧童驱犊转屋背，人家隐约烟树平”，仿佛在歌唱江南早春的家乡。

他用诗句“九疑灵异不可状，谁能振策穷跻攀”、“奇花怪石莽难数，篁深不辨溪头路”来描述“游九疑山望三分石”所目胜景。

他用《谒虞庙》之句“天地承尧统，山河锡禹功”表达对上古圣帝的崇敬，用“莽莽苍梧野，萧萧斑竹丛”、“白云黯黯愁潇湘，离忧哀怨成文章”来叙说舜帝南巡的凄美。

杨季鸾之诗，古体磊砢自嘉，与太白、退之为近，近体多显清新婉约，此说可引《贾太傅祠》为例：“一篇鵩鸟叹文章，濯锦坊前吊夕阳。闻道绛侯高冢上，于今秋草亦荒凉。”

杨季鸾还十分尊崇柳宗元，仰慕先贤周敦颐(注：北宋理学鼻祖，号濂溪，1017-1073)，年51岁归寓永州，主讲濂溪书院，亲自校核柳宗元文，闲暇重刻乐雷发所著《雪矶重稿》。据《零陵地区志》载：“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永州官办刻印坊刻印《柳河东全集》……以楠竹为原料的手工造纸遍及各县，道光年间宁远杨季鸾校刻的《柳河东全集》称为‘海内珍本’。”

他还为永州柳子庙撰写两幅对联，其一为“才与福难兼，贾傅以来，文字潮儋同万里;地因人始重，河东而外，江山永柳各千秋”;其二为“胜地喜临江，万叠云山来缥缈;高情还爱石，一园花竹尽玲珑”。以上二联均由何绍基书于永州柳子庙壁柱，后因年久失修原迹淡去，一联改由当代书法家刘艺书写，二联仍摹何绍基书。为弥补遗憾，余找来何绍基书赠朋友的相同内容，也看出何对杨联的喜爱。

杨季鸾和书法大师、诗人何绍基(字子贞，1799-1873)乃同年出生，又是志趣相投的同乡，彼此来往传为家乡美谈。杨曾经评述何的绘画：“子贞齐年，平日作画，往往于不经意处，古趣横生。此幅娟秀乃尔。殆所谓风流自赏，自求馨逸者矣”。

何的诗集《使黔草》1845年刊刻，邀请杨为其作序一篇。杨曾经邀请何同游九疑山，何因小恙在身未能成行，何以为此生憾事一桩。同治初元(1862)帝命祭告舜帝，何绍基执笔祭文。二月他来到九疑山时感伤杨紫卿已殁6年，“年来怕听山阳笛，谁复高怀似紫卿”。何绍基还将人生感悟融入了《游九疑》诗中：“生长月岩濂水间，老来才入九疑山。消磨筋力知余几，踏遍人间五岳还”。笔者感受到“蝯叟”(何绍基1854年起自号)在倾述乡情、错失同游的遗憾，还暗含着对宦海沉浮和人世坎坷的厌倦。笔者没有想到，150年后中国书协主席张海为舜德书院奉献墨宝，欣然选择书写了自己推崇的大师何绍基的这首作品。这应了《吕氏春秋》所说的“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境界高远、时代不同的人能够超越时空对话。这对我家乡先贤亡灵而言是最好的告慰。

杨何至交的往事在我的家乡永州流传甚广。道光辛卯年(1831)，何作《答杨紫卿》，有言“婉婉十年交，唐唐千载思”、“登高夜南眺，念子寒与饥”，足见彼此感情之深。何作《杨紫卿祝融峰观日出图》，赞叹“杨侯数年不相见，百赋千诗日豪变”。是年重阳何绍基步游长沙天心阁，赋诗后兼呈杨紫卿等。道光甲午年(1834)，何回湘应试，在长沙病逾10个月之久，赋诗《病起柬杨紫卿》，有感叹时局之言“连年遍灾亦已甚，今兹元气差当复”，并嘱咐“小诗激语未全删，秘之莫遣他士读”，足见彼此信任充分。

1835年杨紫卿《送何子贞领解此行二首》之一：角逐圣场已廿年，客寮相对短檠前。每因江上秋风起，来话天涯旧雨缘。眼见桃花红满观，手栽蕉树绿成天。重为合会知何地，应记城头夜月园。城南精舍君频岁贡寓居于此，院内芭蕉树数本，何亲手种也。道光甲辰年(1844)秋何欲回京复命贵州乡试结果，途径常德武陵与杨相遇。何得知杨已主持永州濂溪书院10年，其作《春星阁集》付梓，狂喜有作：“子贞忽听紫卿呼，蜡炬腾花酒笑壶……奇山影落春星阁，瑞露光分太液池……采笔有人赓日月，狂澜何计挽江河……我读骚词爱远游，君能作赋早登楼。两人足迹轻天下，千古诗怀在永州。”至杨紫卿1856年去世，何绍基作联评价其一生，上联曰“要什么功名，一个太学生，能使公卿称国士”，下联曰“也无多著作，两部春星阁，长留天地咏诗人”。 何绍基还为杨紫卿墓碑书写了“两人足迹轻天下，千古诗怀在永州”之句。时任永州知府黄文琛亲自经办其丧，并为之建祠宇置祭田。

【“李诗”注家杨齐贤】

“注李”大家杨齐贤画像

杨齐贤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苍梧之野的文化名流具有独立人格魅力，南宋著名诗学评论家杨齐贤(字子见，1799—1269)便是以独立的学术见解展示了这种魅力。据笔者考证，就在诗人杨季鸾出生600年前的南宋宁宗年间，年仅19岁的宁远县双板桥乡背后山村人杨齐贤高中进士。背后山这个地名，在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读宁远一中(现为省重点中学)期间就很熟悉。从故乡绿园到县城21千米许，徒步擔笈杖錫也是有的。由背后山再前往5千米许便是县城，在此歇上会儿、问乡亲讨口清凉便忘了疲惫。毕竟，父辈们激发过我对城市的向往。

在背后山行政村董洲坪自然村杨国田家里，主客方言式的问候和交谈，眼前四方小桌上摆放着的红瓜子和花生，让同行的乐松生、蒋少军同样感到亲切。

在客厅，主人向我们展示了十年前修订的《杨氏宗谱》，其间《源流像赞篇》里有十七世祖杨齐贤的遗像和后世赞词。由此上溯到唐宋，可鉴杨氏家族的荣光。

宁远杨氏的世祖杨越房晚唐曾任郴州刺史，与著名诗人元结(时任道州刺史)为同乡至交。越房公又请教宁远籍状元李郃后，才决定迁徙并定居于当时的舂陵河冲积扇平原与丘陵交汇之地蛟龙塘、背后山一带。料想当时族群尚小，此地又是自然胜景。处高地而无水患之忧，有茂林修竹滋润农作。门前树影弄檐，邻里崇尚和睦;清流不舍昼夜，上苍厚爱勤作。“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见贤思齐，苍梧栋梁。蛟龙塘曾为林秀高岗，后沉降为今天的硕大莲池，她的美名或许预示着此地必将不同凡响。这里地处舂陵河与五里沟一带，路在两水之中。中和镇人若去县城，到达此地后可以依次看到滔滔江流、护坡林带、会车困难的小道、灌溉水源五里沟渠，右边车窗之外就是险绝的山岭了。幸哉这里地势险要，当年日寇窥伺片刻而不敢进入，吾先辈得以平安存活。这里山河相映成趣，历来郁郁葱葱，火灾从未有过;即便附近火情漫天席卷，到此便不再蔓延。是说有几分神秘色彩，可能与山势和河道急转造成物态细润、地形窝风、气流稳定等因素有关。

据大明成化九年(1473)赐进士出身、监察御史黄锺所作《杨氏宗谱序》：“有越房公者，幼习诗书，遂登金榜，为一时之英士……刺史郴郡，清廉简约，平易近民，善政之施，美不胜书……太和二年(829)已酉中原云扰，河北汉南悉为战场，人无宁宇，公闻忧惧，乃至道州见刺史元结。结与公同乡者也，因相与谋立家于此。杨公意决，还职经延唐(今宁远县)，过莲塘……时李郃(注：唐朝宁远籍状元)……不就而归。公趋谒焉，慕邑之山川秀丽，土田肥饶，又为贤人萃聚之地，虞舜过化之邦，遂与郃君谋之，而郃君亦喜甚……。自唐历五代至于宋，人文继起，科甲迭兴。有齐贤公者，少聪颖，凡书一阅，终身不忘，年十九登庆元五年(1199)已未科进士……豪杰人中第一，英雄世上无双……平生喜注诗赋，所注有李白诗集……殁后入祠乡贤祠，受春秋祭享，吁亦荣矣。”据笔者查证，清修《四库全书》收录了杨齐贤集注的《李翰林集》(李白为翰林出身)，后世流传的元肖士贇《分类补注李太白诗》(25卷)是在杨氏最早版本基础上形成。随着国学热兴起，它们进入了国家重点古籍藏品，并屡屡被雅昌等知名拍卖公司所青睐，去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齐贤注《元刊李太白诗》受到读者喜爱。余观杨注李总体面貌，既有客观内容介绍，也有独到艺术见解，有时还巧妙地对古代先贤评说一番，用语简约而又客观明快。例如，杨注李白《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时指出，“白帝城，公孙述所筑。初公孙述至鱼复，有白龙出井中，自以承汉土运，故称白帝，改鱼复为白帝城”，传播了古代地理河渠知识;在注《关山月》“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 吹度玉门关”时说，“天山至玉门关不为太远，而曰几万里者，以月如出于天山耳，非以天山为度也”，艺术地肯定了李白诗歌极度夸张想象的特质;在“古风”《齐有倜傥生》诗句“意轻千金赠， 顾向平原笑”后，杨齐贤注“鲁仲连为人排难解纷，功成无取，”隐含着注者欣赏战国齐人鲁仲连说魏联赵抗秦、有功不受禄爵的大丈夫气节。

学者普遍认同唐宋以降关于“李杜优劣”之争日久，“扬杜抑李”居于多数;宋朝“注杜”成风，但“注李”只有杨齐贤一家。关于杨齐贤为什么选择放弃诗学主流、再造门户的原因，迄今没有人深入探讨，余作为家乡后学试图寻找答案。笔者揣测，即便杨齐贤无心宦海、一门心思要做学问，他选择“注李”而不“注杜”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天赋极佳而命运多舛，他对“诗仙”李白拥有内心的亲近和艺术认同。较之天才少年李白，杨齐贤具有七岁能文、过目不忘的神童本色，由于同科连中三榜还获得钦赐“丹桂联芳”四字。他们都曾有过为朝廷建功立业的理想，却都不为朝廷所重用。杨齐贤在南宋宁宗、理宗两朝为官48年，效力后者的年头更多。据《宋史》“本纪第四十五”所述，怀揣“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的理宗虽享国久长而治效不及;“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理学升天，思想文化窒息。杨氏长期委屈久居闲职员外郎或谏议大夫，他选择了像李白一样游历全国名山胜境的生命路径。共同命运也对杨氏“注李”提供了最好的帮助，他最懂太白。笔者以为，杨齐贤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介书生，他懂得什么是前车之鉴，并且谙熟如何力求自保。他当然知道唐朝后期宁远籍状元李郃因得罪宦官被发配到“江湖之远”，李晚年退职还乡寄情九疑山水。他对宁远籍同朝状元乐雷发更不会陌生，乐氏满腹经纶却险些被其收复河山的政治主张所葬送。他为近邻道县的当朝理学鼻祖周敦颐编撰《周子年谱》，给自己撑起一顶政治保护伞，这也有助于他著述《青莲诗选》、《蜀枢集》和《李翰林集》等。另外，杨齐贤可能也发现，作为诗学评论“注李”虽然有悖于潮流却也未被禁止。宋朝统治者从维护礼教和儒家忠君思想的观念出发，总体上倾向于“尊杜贬李”。王安石评价“李诗”格调不高但“豪放飘逸，人固莫及”，赞赏杜甫“光掩前人，后来无继”。苏辙指责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朱熹认为李白支持谋反之人，表明他没有政治头脑。然而，唐朝杜甫本人对李白诗歌有过“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高度评价，韩愈调和“李杜优劣”论时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至于宋朝，欧阳修喜欢李白诗歌的丰富想象和壮大气魄，“江西诗派”开创者、书法大家黄庭坚虽然偏好“杜诗”却留下了草书长卷《李白忆旧游诗》为代表作之一……由是观之，凡属大家都能对“李杜优劣”秉持包容博采的学术立场，为理学背景下的艺术研究开掘留了一条狭窄的生路。苍梧之野杨齐贤坚持学术独立，独爱“注李”，以老致仕，获赐“贤良方正”锦帛，并获在县城赐建牌坊，算是他不幸中的万幸。

苍梧之野，伟岸“三杨”。他们生于不同帝王时代，或无心宦海浮沉，或有志隐逸苍生，故青史翰墨位高权重者不著其名。然苍梧之野毕竟有过上古尧舜韵化，“三杨”亦均沾天赐禀赋，虽历经艰难曲折，数十年孜孜矻矻，终成正果。念圣人孔子告诫弟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既知斯道不行而无悔中原问道于老聃。又闻文豪苏东坡劝朋友“用舍由人，行藏在我”，他自己却也没有把握好仕途命运。树有本末，业有主副。本末不可倒置，而主副易位者司空见惯，持之以恒并有所建树者亦不鲜闻。曾文正公云：“真学养兼到，天下事皆需沉潜为之，乃有所成。”今观苍梧“三杨”人尽其才，自我调整，其必曰“死生有命不择世，渡没无筏存我心”。为人处世当随遇而安，却切不可随波逐流也。

责编：朱晓华

来源：永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