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萧劲光(1903年1月4日—1989年3月29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十大将之一。湖南省长沙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及以后均担任要职。

萧劲光陪周恩来视察海军。 军事生涯六十年，海军司令三十年。毛泽东说:“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军旅传奇演绎萧劲光别样人生。 军旅生涯从中将起步

有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萧劲光少年时期就酷爱军事，初次出国留学便主动选择了军事专业，参加了排长班的培训学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他如愿以偿地投笔从戎了。使他没有想到的是，穿上军装的那天，他不是排长，更不是士兵，而是将军：正师级职务，中将军衔。

晚年，萧劲光曾与人戏言：“当了一辈子兵，提了两级军衔：从中将到大将。”

二十二岁的国民革命军中将

1925年，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日渐沉滞的国民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全国工人运动中心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的江西安源，工人运动空前高涨。萧劲光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安源，担任了路矿工会俱乐部游艺股股长。尽管这一工作不太符合酷爱军事的萧劲光的意愿，但他仍然干得有声有色。

这年秋天，萧劲光代表安源党组织和工会到上海慰问罢工的工人刚刚返回，就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通知，调他到广东工作。于是，他立即交代完工会的工作，再返上海，在上海港登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轮。

此时的广州，是广东国民政府所在地、全国革命的中心。客运码头上，“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庆祝国民革命军东征的伟大胜利”之类的大标语，举目可见。萧劲光一下船就感到热浪扑面。他兴冲冲地跨下跳板没走几步，就被一个身材魁梧、举止洒脱的青年军人迎面截住：“你是萧劲光?”

萧劲光一愣：“你是——”那人一把抓过萧劲光的行李，干脆地说：“没错吧?我是来接你的，走吧!”

几句交谈后，萧劲光才知道此人名陈赓，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秘书，是专门到码头来接他的。从交谈中，他还知道，陈赓也在长沙长郡中学上过学，是不同班的校友。

望着满街的大标语，萧劲光很振奋，遂问道：“这次调我来，是不是来与你一起搞军事的?”他知道国民革命军正在东征，急于弄明白自己将要做的工作。

“差不多。过两天周主任会找你谈，先住下再说。”

在陈赓的带领下，萧劲光到东山中共广东区委机关驻地，向区委书记陈延年报了到。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他除了脸形上与父亲有些许相像外，在性格气质上则完全不同。他不仅善于独立思考，有见解，而且办事果断。萧劲光与他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向来无话不谈。三句问候过后，萧劲光便开门见山地说：“接到通知，我就估计是要我来搞军事的。看外面的架式，错不了。告诉我，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吃饭去!”陈延年笑道，“这么急呀!你现在的任务是吃饭、休息。工作有你干的，只怕到时候你想休息都休息不成!”接着，他告诉萧劲光：“你的工作由周恩来主任定。周恩来同志在党内负责军事工作，现在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陈赓就是代表他去接你的。”最后，陈延年又强调：“知道你是军事迷，愿意干军事。恩来同志回来会找你谈的。你有什么想法，我可以提前转告他。”

此后一段时间，萧劲光一边等随军出征的周恩来，一边配合陈延年做些党务工作。在这期间，通过陈延年、陈赓等人的介绍，萧劲光了解到，国共合作以后，为了进行北伐，国民政府整编了军队，现有六个军。遵照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精神，国民政府接受了苏联顾问的意见，在军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因而迫切需要一批共产党员去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为此，党中央同意部分同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工作。这些情况使萧劲光基本上估计到了党组织调自己南下的意图。他急切盼望见到心仪已久的周恩来。

时过不久，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大获全胜。周恩来抽暇回到广州。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东江地区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已提上日程。周恩来又兼任了东江行政委员，工作头绪多，十分繁忙。回广州的当天晚上，他就在寓所接见了萧劲光。陪同接见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

周恩来首先礼节性地询问了萧劲光个人的情况：“听说你在苏联学过军事，喜欢搞军事工作。”

此前萧劲光虽没与周恩来见过面，但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只是由于心存已久的钦佩和崇敬，使他仍有点拘谨：“我喜欢军事工作。在苏联学过一年军事，后来总书记不同意，又回东方大学了。”

周恩来笑了。接着，他简约地向萧劲光介绍了广东当前的革命形势，交代了任务。他说：“孙中山先生强调军队要党化，党要掌握军队。现在学习苏联的做法，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共产党员到军队做政治工作，我们有部分同志已经到部队任职了。现在准备派你去，你看怎么样?”

这是萧劲光所期望的。周恩来的话刚讲完，他便痛快地回答：“我服从组织安排。”

这时，一直在旁边默默听着的李富春转过脸对着萧劲光，插话说：“到我们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来吧。我们还缺一个师党代表。二军是湘军的底子，劲光同志是湖南人，做这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师党代表?”萧劲光心里一震。他知道此前周恩来也只是第一军第一师的党代表，遂坦诚地说：“我只学了一年军事，未做过实际工作，怕难以胜任……”

“这没关系，可以学着做。党代表制度从来没有过，大家都是学着做。”周恩来说着，扭头看了看李富春，“是否到二军，要等任命。原先我不了解，你们不仅是同乡还是同学。具体情况，富春你多和劲光同志谈谈，我不多讲了。”

此后几天里，李富春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陆续向萧劲光介绍了国民革命军，特别是第二军的情况。

第二军原是谭延闿的湘军，是1923年谭(延闿)赵(恒锡)战争时从湘军中分化出来的，后南下广东依附了孙中山。不久前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下辖四个师，即第四、第五、第六师和教导师。军、师部配有苏联顾问。军、师直到营连各级，都设党代表(尚未配齐)。考虑到旧军阀部队有浓厚的地方观念，党组织派往第二军的党代表基本上都是湖南人：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四师党代表李六如、第五师党代表方维夏。由于一直没找到合适人选，第六师党代表暂空缺。

萧劲光清楚，方维夏、李六如这时都已四十岁左右，是湖南久负盛名的学人、教育家，革命前辈，而自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想到要与他们并肩为伍，心里难免有点打鼓。通过几天的交往，李富春已经很喜欢、很欣赏萧劲光了。他非常希望由萧劲光担任第六师的党代表。他似乎看出了萧劲光的想法，遂鼓励说：“现在国民革命军中实行孙中山、廖仲恺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苏联特别崇拜和尊敬。你有留苏这一身份，工作起来有不少方便条件。一起来吧，我们会作出成绩的!”

年底，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萧劲光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发任命书：任命萧劲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

是年，萧劲光二十二岁。

这个娃娃党代表，果然厉害

是时，第二军第六师驻在韶关。

萧劲光在广州还没动身，师部机关已一片哗然。从师长戴岳到各位团、营长，众官佐共同的问题是：“萧劲光，什么人?没听说过。”“据说就二十来岁，是个娃娃。”“什么来头?”

不能怪他们议论，更不能怪他们探询出身、来头。因为，第六师的官佐都是有来头的：师长戴岳，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16年曾在天津参加过秘密倒袁活动，是军长谭延闿的心腹、得力臂膀;副师长朱耀华和第十六团团长黄友鹄、第十七团团长廖新甲、第十八团团长刘风、教导团团长陈嘉佑等，也都已三十开外，在军旅中经营有年，与戴岳甚至军里的头头们，都或多或少的有点故旧亲情。突然而至的党代表居然是个二十二岁的人，能不议论、猜测?

萧劲光上任第一天，戴岳循例安排得井然有序：提前派车接萧劲光到师部，师部大门前威风凛凛地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卫兵。萧劲光一走下车，随着一声口令，卫兵行注目礼，一名副官跑步向前报告。尔后说：“党代表请，师长已恭候多时了。”萧劲光干练地答礼，大步随副官跨进大门。

不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团以上官佐、机关主要部门的首脑都到了。戴岳从副师长朱耀华开始，一一向萧劲光介绍。苏联顾问米柳史切维奇(大家都简称他米柳史)匆匆赶来，戴岳当即向萧劲光介绍。

“米柳史切维奇同志，您好!今后我们在一起工作，请您多关照。”萧劲光握着米柳史的手，用俄语说。

米柳史既惊喜又兴奋地晃着萧劲光的手：“萧党代表懂俄语，好极了!以后工作方便、方便。”

全场官佐望着他们又说又笑，没有人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但萧劲光流利的俄语、不卑不亢的举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岳不愧是科班出身的老军人，欢迎词简洁又不失全面：“萧党代表曾留学苏俄，专攻军事，见多识广，年轻有为。能到我们六师来，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大家请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疏疏落落的掌声中，他扭头看了一眼萧劲光，接着讲下去：“我们这些人，行伍出身，长期靠枪把子吃饭，不懂政治。但我们竭诚拥护总理的主张，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国民革命。政治工作，就仰仗萧党代表了。大家都要全力配合萧党代表工作。下面，请萧党代表讲话。”短短的欢迎词中，有客套，也不无包含摆资格的成分。

萧劲光作了简短的答词：“能到六师来和大家共事，我很高兴。我早就知道，二军、我们六师，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戴师长和各位军事经验丰富，部队有着优良、光荣的传统。本人虽学过军事，但缺少实践，没有经验，诚望在座各位积极配合协助。大家精诚团结，又有米柳史顾问的指导，我们一定会合作愉快，一定会在实现总理的遗训、完成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取得新的胜利，建立新的功勋。”

答词干净、利索，不枝不蔓，透着真诚而又得体。话音落地，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戴岳从萧劲光沉着从容的讲话中，觉得“此人年纪虽轻，不可小视”。

从来带兵不是易事，像萧劲光这样带兵尤其难。一则部队原本官兵、上下成建制，而自己是后来的;二则同级，甚至下级军官，都比自己资力深、年龄大。更主要的是，党内有许多明确的限制：共产党员不当军事指挥官，在部队不设党支部、不准发展党员、不过组织生活。这样一来，党代表活动的舞台、空间极其有限。好在萧劲光在苏联学了一年军事，也到苏联红军中见习过，在对部队作了初步了解后，遂放开胆子展开工作。晚年回顾这段生活，萧劲光说，整个工作概括起来是三句话：“把名正言顺的工作做好，把务虚的工作做实，把可唱的戏唱够。”

党代表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刚开始实行。萧劲光到任时，第六师中团以下各级党代表大部分还没配。所以萧劲光到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政治部，配齐从团到连各级的党代表。以此为契机，在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的支持、配合下，萧劲光把一批先进青年和没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调入部队，使第六师从上到下有了一支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年轻的共产党员、燕京大学学生刘隽，就是这时调入第六师政治部的。

按照规定，党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做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的使命是：“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具体说就是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和作风，使部队团结在党的周围，英勇杀敌，不断革命。本此精神，萧劲光逐步完善确立了三项制度：一是每天早上队前背诵总理遗嘱，二是每三天举行一次党小组会，三是每个星期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会。这样一来，政治工作就有了具体内容，党代表制度就有了依托。特别是每星期的总理纪念周会，主要官长要进行讲演，这是萧劲光的优势。共产主义的理论，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等，新名词、新鲜事，有理论、有实例，萧劲光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而这些，对第六师官兵们来说，可谓闻所未闻，听了这次盼下次。官兵们会上听得津津有味，会后啧啧连声：“萧党代表，有水平!”

萧劲光很注意接近和联系基层官兵。每天只要没有会议和法定的活动，他就抽时间到部队中去。或小规模的演讲，或个别交谈，向官兵宣传三民主义的宗旨，宣传军事政治工作的意义，讲革命军队和军阀部队的本质区别，鼓励大家忠于国家、民族，服从指挥，英勇作战。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的一些做法，逐步被官兵认可，部队的思想观念、作风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对这些转变，士兵、官佐反映大不一样。纠正军阀作风，废除肉刑，经济公开，不准克扣兵饷，是士兵梦寐以求的。所以下级军官，特别是士兵，极其欢迎，大家齐声为政治工作叫好;营团官佐，特别是其中军阀习气浓重的部分人，大为恼火。

第十八团团长刘风是最典型的。萧劲光到第十八团去了两次后，他坐不住了，气哼哼地跑到师部向戴岳诉苦：“萧劲光一天到晚往团里跑。到处讲什么民主、自由，宣传反军阀作风，讲苏联的故事。弄得那些兵像喝了迷魂汤，谁的话都不听，一张口就是萧党代表怎么说、怎么说。这样下去这兵还能管吗?怎么了?六师是他的了!”

戴岳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个精明人，他有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月来，像刘风这样的反映不少(有的还有书面报告)，但认为萧劲光的做法有利于部队团结、提高部队组织纪律性的人也不少。不久前他亲自带着人到几个营连单位做了一番调查，多数人感到开展政治工作是有成效的。最明显的是，下级军官和士兵了解了自身所处的地位，了解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主要内容，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意义，知道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了。部队废除肉刑、体罚，不打骂士兵，不吃空额，不喝兵血，成立军需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等改革后，士兵精神焕发，练兵热情高涨。一些过去鞭子抽都懒得参训的士兵，也劲头十足地参加训练了。部队纪律好多了，官兵、军民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看到这些，戴岳当然不赞同刘风的说法。他真切地觉得军队政治工作的确有用，应当给予支持和尊重。

通过两次东征统一广东后，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决定出师北伐。“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北伐军第一期作战计划是出师湖南、湖北，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继而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孙传芳。之后，再伺机向长江以北发展，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据此部署，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第四师两师从韶关出发，沿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北进。7月中旬，驻扎茶陵，担负监视江西，策应醴陵的任务。

北伐军北上初期，基本上没有战事。萧劲光抓住这一时机把政治工作搞得异常活跃。部队每到一地，萧劲光便组织宣传队上街贴标语、组织演讲，由政治部出面与地方联合召开军民联欢会，宣传革命军的宗旨，宣传出师北伐的意义。在部队内部，则按照军里下发的宣传大纲，不间断地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行军途中，不仅严格坚持了既定的各项政治工作制度，还将“不怕死、不扰民”的口号制成臂章，人人佩戴，强化纪律教育。使广大官兵真正明白，革命军是为拯民于水火出征打仗，必须遵纪守法、热爱民众，绝不可欺民、扰民。军队过汝城时，第十六团团长黄友鹄私自向地方抽税二千多元。被发现后，萧劲光当即与戴岳商量，给予黄友鹄撤销职务的处分。

师里长官言信行果，执法如山，全师上下深受震动。自此严重扰民的现象，很少发生。加之，各地共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支持北伐，部队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忱接待和支持。特别是到了茶陵，老百姓夹道欢迎，送水送饭、送信带路，个个倾力相助。三年前，第二军作为湘军曾在这里驻扎过。那时，由于部队纪律不好，官兵偷鸡摸狗、欺男霸女，老百姓深恶痛绝。待到离湘南下时，老百姓已避之不及，背后跺脚、吐唾沫，视为瘟神了。此次到来，今昔相比，官兵们真正感受到正义之师的光荣。代理军长鲁涤平深有感慨地说：“部队面貌变，民众的态度就变。大不一样了。”相交共处半年多，目睹身领了萧劲光工作绩效的戴岳，感触尤深：“这个娃娃党代表，厉害!”

然而，更令戴岳佩服的还在一系列战斗之后。

南昌对孙传芳之战，是整个江西战场上最关键的一仗。如打败孙传芳，不仅江西易解决，江苏、浙江也会动摇;如北伐军败了，不仅危及既得之湖南、湖北，革命根据地广东也面临危险。所以北伐军一到，双方就摆开决战的架式。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赶到前线，亲自部署战斗。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几次召开政治部工作会议，号召各级政工人员把工作做细、做实，使广大官兵明了攻下南昌的意义，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自10月10日攻城战斗打响，萧劲光就与戴岳一起在前线指挥。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一边不失时机地向戴岳提出意见和建议，一边抓住机会开展战场宣传，鼓舞官兵杀敌立功。经过近一个月的浴血奋战，南昌城终于在11月8日告破。此次战斗中，第二军功不可没，第六师官兵表现尤其突出。战后，北伐军总司令部以《第二军最近之战况》为题，发出战况通报。文中写道：“下级及士兵的精神颇锐。从两月的作战精神看来，下级干部及士兵确有牺牲精神，则十分之九是政治工作的力量。”

11月底，北伐军总司令部命第六师南下策应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与第十四军共同截击福建军阀周荫人部。接到命令，萧劲光就与戴岳一起率部沿临川、资溪、光泽、邵武挺进，而后由建阳直趋建瓯。副师长朱耀华率第十六团为先头部队抵建瓯时，守敌发现北伐军兵力有限，于是调整部署，企图顽抗。发现这一情况，萧劲光征得戴岳同意，亲率特务连突进城内，大造声势。待造成了一定影响，把官兵部署停当后，萧劲光派人大胆地把最后通牒送至守城部队指挥所，明令守城部队在四小时内缴械投降，否则将“与城俱焚”。敌人见北伐军已进城，不知虚实，顿时不知所措。慑于北伐军的巨大影响，乖乖地投降做了俘虏。

与此同时，第十七团在党城截击敌人也大获全胜，歼灭逃敌三千多人。由于刘风贻误战机，致使周荫人亲率的一部得以从松溪、政和窜入浙江境内，但第十八团也歼灭了大量敌人。在形势的威压下，驻闽北的军阀部队何麓昆部主动提出与北伐军洽降，三千余人被收编。至此，闽北军阀部队除少部分随周荫人逃脱外，均被歼灭。

北伐军进入建瓯城后，第六师师部驻进了一个美国人主持的天主教堂，并约法三章：不拉夫、不筹饷、不强住民房。进城当天，萧劲光便指挥部队逮捕了旧县长，解散了欺压百姓的保安、警察武装。立即着手帮助地方筹建党部，建立县行政委员会。几天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发动群众，师政治部在城北广场召开了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庆祝大会。会上当场枪毙了一个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首恶官吏，群众拍手称快，一片欢呼。

第六师在建瓯驻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萧劲光带领政工人员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以一名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为主要负责人，组建了县党部;建立了县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了打击土豪劣绅、取缔奸商的斗争;帮助县行政委员会拟定了给工人、职员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方案等。1927年1月底，第六师奉命撤离福建北赴浙江，参加杭州会战。

临行前，萧劲光主持召开会议，与戴岳一起与地方各界人士告别。各界代表执意挽留，依依不舍。萧劲光非常动情，与代表们一一握手告别。他说，从感情说，我们也希望留下来。但是不行啊，北伐军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还要打仗。现在建瓯有了一个不错的局面。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胜利的成果，今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最后，萧劲光宣布，以师部的名义捐款二千元，倡议在黄华山建设一个公园，以扩大北伐的影响，留作纪念。这一倡议，得到与会各界代表的一致赞同，当即报以热烈的掌声。第六师撤走不久，在县行政委员会的主持下，公园很快建成。

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生活，萧劲光了解了戴岳，戴岳也认识了萧劲光。年轻的党代表不嫩!他不仅政治工作内行，做得有声有色，且胆识过人，有勇有谋。戴岳看得出，近半年来，连开始对政治工作耿耿于怀，对“娃娃党代表”萧劲光不以为然的几个营、团官佐，也在说萧劲光的好话，主动接近萧劲光。想到这些，作为军人，戴岳对萧劲光不能不佩服，但不免有点妒忌和担忧：照此下去，部队听谁的?还是我的六师吗?

时过不久，戴岳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一个得力心腹调进了师政治部。据说，这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加强政治部的工作，二则也为了锻炼这个军官。至于有没有其他的意思，戴岳没有讲，萧劲光也不问。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萧劲光陪同毛主席视察海军

　　紧要关头坚决听从党指挥

1927年3月，杭州被北伐军攻克后，第六师迅即挥师北上，经宣城、高淳、溧水，冒雨奔袭南京。3月24日晚，第二军与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先后攻入南京城。

攻下南京后，第六师担任了南京西部地区的卫戍任务。一天下午，萧劲光与戴岳率特务连在城内巡视，维持秩序。至下关，驻守的卫兵报告说，蒋总司令的兵舰泊在下关码头。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是时下大权在握、举足轻重的人物。既然到了南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萧劲光他们一面立即报告军部，一面赶到下关江岸。港内停靠着警备森严的楚同号炮舰。戴岳随即请卫兵通报，上舰晋见。

蒋介石不冷不热，一边招呼他们坐下一边淡淡地问：“你们辛苦了。南京秩序还好吧?”

“还好。”戴岳回答，“我们刚听说总司令到，已报告军部，鲁代军长马上就过来。”

“不必啦，不必啦!我有急事去上海，路过这里，很快就走。请转告你们军长吧!”

蒋介石下逐客令了。萧劲光、戴岳便起身告辞。

他们跨下跳板，远远看到鲁涤平及第四师师长张辉瓒、党代表李六如等第二军的将领们，正急匆匆向江边赶来。这时，楚同号炮舰已拔锚起航了。

听了戴岳的汇报，望着渐渐远去的军舰，鲁涤平脸上掠过疑惑不快的阴影。他清楚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作为代军长，一路攻城略地，连战皆捷，是尽了力的。明知二军就驻在南京，军舰泊下关码头连面都不照一下，什么意思?二军怎么了?鲁涤平真切地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感觉。

萧劲光想得更多。一年多来，他已逐步了解了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层层派系关系。第二军军师领导中早就有“蒋对我们二、六军不放心”的说法。在广州时，党内党外对中山舰事件议论颇多。北伐以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更让人感到神秘莫测。不久前与鲁涤平、戴岳谈起国民政府打算迁都的事，他们就怀疑蒋介石有可能叛变。此次对第二军如此之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不几天，事情就完全清楚了。怀着政治野心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到上海后，很快和上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纠合在一起，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在美英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展开政变准备：首先假继续北伐的名义，命第二军撤出南京，“渡江追敌”。接着，寻衅缴了程潜的第六军两个团的枪，并以“清党”为名，对第六军进行改组。尔后，调嫡系何应钦的第一军进驻南京。与此同时，委派是时尚能俯首听命的白崇禧，总掌江苏、浙江两省军事。

这一切明明暗暗的调度准备停当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4月12日，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雇佣一批流氓特务冒充工人，袭击了上海工人纠察队。随即以工人内讧为借口，强迫纠察队缴械，打死打伤纠察队队员三百余人。由此始，他便以种种借口封闭了上海市特别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革命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短短三天的时间里，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八百余人死伤在蒋介石集团和美英军队的枪弹下，另有五千余人失踪。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汪寿华、赵世炎等，就在这期间先后被杀害。几天前工人运动还轰轰烈烈的上海市，刹那间满城血雨腥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4月18日，蒋介石断然抛开武汉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拼杀经年的北伐军官兵，齿冷心寒，惊愕莫名。

第二军渡江以后，在乌衣镇一带集结。虽然此前第二军上层官佐对蒋介石的野心有所察觉，但突然的事变仍然给官兵思想带来严重的混乱。第二军中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多，政治工作力量强。加之受蒋介石排挤，包括鲁涤平在内的多数官佐又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同情和支持反蒋斗争。但在此形势下部队何去何从，是继续北上还是回头讨蒋，一时举棋不定。后接到武汉国民政府要部队去武汉的命令。鲁涤平遂率部移师西行，向鄂东进发。

6月初，第六师抵达鄂皖边界的宿松镇。当日，第六师在宿松天主教堂召开了讨蒋大会。萧劲光与戴岳均在会上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会场上，群情激昂，“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震天撼地。此后数日，萧劲光参加了军部在黄梅举行的第二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李富春主持大会，并在会上转达了中共中央向大会赠送的挽联：

二军之功名，已把吴孙打倒了

吾辈之责任，果能擒拿蒋张么

能否继续北伐打倒张作霖，再回师擒拿蒋介石?国民革命向何处去?这一疑惑很快就有了答案。此前，李富春根据党的指示，曾力促部队倒向武汉国民政府，从而回师南京，讨伐蒋介石。然而，历史似乎开了个冷酷的玩笑。7月15日，以左派自居的汪精卫公然宣布“分共”。继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制裁共产党员之训令》，查封中华全国总工会，查封中共领导机关。“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汪精卫命令手下在武汉三镇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汪合流，宁汉合流了!

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倡导发起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疾风知劲草。在严酷的形势面前，北伐军中的情况变得越发复杂起来。本来就对国共合作心怀不满的官兵，甚嚣尘上;许多信誓旦旦要讨蒋的所谓左派，则缄口不语，有的甚至态度骤变。中共党员接到党内秘密通知，身份公开的党员分期分批陆续撤离部队。

是时，第六师驻扎在湖北宜昌。这里虽不像武汉那样黑云压城，但“分共”的风声也一阵阵吹来。紧要关头，萧劲光遵照李富春的部署几次往返于宜昌和武汉之间，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由于此前对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当军事指挥员，不准在部队内部发展党员，公开的共产党员均无权调动、指挥部队，形势已不可逆转。萧劲光在对部队中的党员和部分进步青年的撤离做了部署后，决定按照党组织的通知赶赴汉口。

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萧劲光才想起从昨天起他已囊空如洗，身无分文了。他直接找到了军需科科长。

军需科科长老李是一位出身贫苦的旧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认识了社会，看尽了丑恶。实行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都让他眼亮心服。不久前，经萧劲光介绍，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萧劲光说明了情况，老李面有难色地说：“这两个月，部队的薪饷没有如数拨来。不过师里账上还有钱，可先从这里动一百元。”

“不，公款不要动了。”萧劲光沉吟了一下，“我那里还有两支旧马枪，你想办法把它卖掉。”

老李抬头看了看萧劲光，默默地出去了。他了解萧劲光，没有必要再多说。一个堂堂国民革命军的师级长官、中将，连几元车船票钱都没有，这就是共产党人!老李找人把枪卖了，把自己积攒的准备捎给母亲的几元也加上，一并交给萧劲光。

萧劲光接过钱又递还给他几元：“现在情况很复杂，你也要早做准备!”或许已想到要与萧劲光就此分别了，老李不接钱，双手却紧紧握住萧劲光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热泪夺眶而出。

部署停当，萧劲光来到戴岳的住处：“戴师长，汉口方面有些事，军里李主任让我去一下。可能时间长一些，政治部的工作还请您费心关照。”

这些天来，戴岳听着阵阵风声，这样那样的传言，也心神不定。他向来唯鲁涤平马首是瞻，而鲁涤平则按谭延闿的指令行事。原本他们期望跟着武汉政府反蒋的，而现在蒋汪、宁汉合流了，何去何从?他在思考，同时也在等待谭延闿的指示。现在萧劲光要去汉口，他自然明白意味着什么，遂望着萧劲光淡淡地说：“你放心去吧!”既没有挽留，也不表示欢送。稍停，戴岳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多保重，后会有期。”

萧劲光与戴岳短期的合作共事，就这样结束了。此后不久，他们各为其主，背负着各自的理想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告别戴岳，萧劲光与第六师政治部的青年共产党员刘隽等一行数人，在宜昌码头登上了去汉口的客船。

天气闷热，船舱里更闷热。萧劲光心里有事，更觉得压抑、沉闷。他踏上甲板，望着滔滔江水，思绪万千。大好的革命形势为什么会半途而废?共产党人为什么有这般结局?下一步怎么办?思前想后，萧劲光感到有点冤枉：在国民革命军里工作了将近两年，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第六师、第二军有相当一部分力量是受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的，一声令下，都是能拉得动的。党组织为什么不明确态度、不下决心呢?

不知什么时候，刘隽站在了萧劲光旁边。刘隽1926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国民革命军起兵北伐时入伍到第六师政治部工作。“党代表，既然部队不能待，我回湖南老家了。”刘隽望着萧劲光，有些灰心地说，“我回去发动群众，搞农民运动。”

听了刘隽的话，萧劲光转过头，像是劝阻又像是自语地说：“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一个党员更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不管是谁，一个人本事再大，离开党将一事无成。”萧劲光的话，刘隽似乎没有听懂，到汉口后，他握别了萧劲光，登上南下的列车回湖南去了。

在汉口李富春家里，萧劲光见到了先他离开国民革命军的方维夏、李六如等同志。时过不久，这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按照党的指示分赴战斗岗位：李富春、方维夏、李六如等，前往南昌，准备参加武装暴动;萧劲光在李富春的推荐下，取道上海，再次赴苏学习军事。

大潮余波

时涛如流，历史的巨轮挟着雷电、风雨和战争的烽烟破浪向前。转眼之间，大革命的浪潮过去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蒋介石集团被赶下历史舞台，新中国即将诞生。

年轻的北伐军师党代表萧劲光，已进入中年。二十余年的战争岁月，在党的领导下，他南征北战，屡建功勋，成为威震敌胆、名扬华夏的一代名将。1949年夏，他挥师南下，逐鹿中原，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等部数十万大军，克武汉、战长沙，解放了湖南省。尔后，以湖南军区司令员兼长沙市军管会主任的身份驻守长沙，领导长沙市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一天晚上，萧劲光忙碌了一天正准备休息，警卫人员突然领来了一位自称是“萧司令的朋友”的不速之客。他就是戴岳。

当年国民党军在江西“围剿”红军时，戴岳曾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由于煞费苦心地提出以“堡垒政策”对付红军的反“围剿”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曾红极一时。今见他一身青布便装，萧劲光一边让座，一边问道：“你在江西一段不是很出名吗，后来到哪里去了?”

戴岳叹口气说：“那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知道，我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无论怎么干也是卖命有份，升迁无缘。”接着，他告诉萧劲光，在江西，部队几次失利后，他就被找借口免去职务了。先是明升暗降做了第二十七军的副军长，再以后便回了湖南，在干部训练团，先后任第九区专员、保安司令，省府委员、行署主任，一直稀里糊涂混下来。这次长沙和平解放前，有人私下到南京随船去了台湾，自己留了下来。现在一个中学里混着。年龄大了，也干不了什么事。

眼前的戴岳，头发已花白，再没有先前的干练和矜持，明显地老了。只有那挺拔的坐姿，还透着他军人的经历。萧劲光安慰了他一番：“现在解放了，一切会好起来的。”并问他：“有什么事吗?”

戴岳说：“没别的事。那些年，我们在一起，我的经历你清楚。许多都是奉命行事，我不是从心底里反共的。如果组织上了解当年的情况，希望你如实说明。”

萧劲光说：“这你放心，政府会功过分明、实事求是的。”事后，在萧劲光的提议下，戴岳担任了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省政协委员。

1950年夏天，刚诞生的共和国面临着第一次严峻考验：美帝国主义把侵朝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同时，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以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不时派出军舰、飞机侵扰东南沿海。国内暗藏的敌特分子也蠢蠢欲动，伺机捣乱破坏。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样一来，当年在“围剿”中央根据地时曾大出风头，被毛泽东在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点过名的戴岳，自然要受到审查。无奈中，他借机跑到北京，找到了已就任新中国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

时值人民海军初建，是萧劲光最忙的日子，但他仍然以老朋友的身份在自己的居处接待了戴岳。

戴岳自感冒昧，谦谦地回答着萧劲光的问话。为了打破拘谨的气氛，萧劲光轻松地问道：“刘隽你还记得吗?六师政治部的。”

戴岳略一思索，说：“记得，记得，好像还是位科长。当时是随你一起离开宜昌的。”

“不错。到汉口后我们分手了。”萧劲光告诉戴岳，在汉口下船后，刘隽回了湖南老家。他现就在海军机关的海军研究委员会工作。只是这几天他去南京了，以后会见到的。

萧劲光一边示意请他喝茶，一边问道：“你担任了省军政委员会的顾问、政协委员，还好吧?”

“很好，很好!”戴岳连忙回答，“都是政府栽培。”

“你这次来，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要麻烦你。”随后，戴岳讲出此次来京的意图：长沙正在搞镇反，历史问题是要说清的。关于在北伐军中的一段，请萧劲光给予证明。

萧劲光说：“过去你做过好事，也做过错事，是历史。现在镇反主要是针对现行反革命。北伐时，我们是战友，那一段我可以证明。”

随后，萧劲光招待他吃饭，并亲自给湖南省委写信，说明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戴岳曾与自己并肩战斗，作战勇敢，做过许多好事。尔后给足路费，送他回湘。戴岳感激不尽。

光阴荏苒，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1985年北京某干休所里，一位耄耋老人在鲜红的党旗下，参加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他就是刘隽。

1927年，刘隽与萧劲光在武汉分手后脱离党组织，回到了家乡。抗日战争爆发，他投身国民党部队，参加了抗日战争。在嫡庶分等、尔虞我诈的国民党部队中，有着共产党员经历的刘隽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所以，在国民党部队供职的十几年里，他总是处在受排挤的地位。解放战争后期，他脱离部队在南京留下来。1949年4月，华东军区海军(简称华东海军)成立。为了寻求海军专业技术人才，在福州、上海、青岛等全国各地张贴了招聘广告。刘隽得到消息后，前来报了名。此后便被录用，参加了主要由原海军(清末、民国和国民党海军)高中级军官、技术人员组成的海军研究委员会。一直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初退休，之后在北京一个干休所安度晚年。

作为一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他对党是有感情的。在海军任职期间，他几次写申请书要求再次入党。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一直没获得批准。退休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入党的事更难以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思想解放、观念的变化，许多历史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和解决。国家形势越来越好，刘隽希望回到党的怀抱的心情也愈益迫切。1985年春天，党组织经过审查，终于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时年，刘隽已达八十岁高龄。

举行入党仪式那天，面对鲜艳的党旗，刘隽激动不已。他一字一句地宣誓，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回顾一生，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一生可以用萧劲光五十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作结论：离开了党一事无成。我走南闯北，奔波一生一事无成，就是因为离开了党。这就是我为什么八十岁了，还要重新入党的原因。”

获悉这一消息，已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任上离休的萧劲光十分高兴，亲自打电话表示祝贺：“刘隽同志，祝贺你呀!”

刘隽握着电话，声音颤抖了：“萧司令，萧劲光同志，绕了一圈，用了五十八年，我终于又回来了。谢谢，谢谢你呀!”

后来，一位研究党史的同志将刘隽这段脱党、入党的经历，写入一份资料，称其为“大潮余波，一段佳话”。

萧劲光与毛主席

第四章　铁窗内外命悬一线

1932年10月，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境内召开了全体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对红军的领导权，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团奉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指导部队赢得重大胜利的军事战略，被宣布为“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有人甚至提出，“毛泽东及其拥护者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开展“反右倾斗争”，对毛泽东“进行及时和无情的打击”。慑于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威望和影响，这种“斗争”和“打击”被隐讳地称之为“反罗明路线”。

在这场斗争中，福建代理省委书记罗明，江西根据地几个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一大批在各根据地有影响的领导干部受到无情打击，被撤职处理。逐渐谙熟、坚持毛泽东战略战术，深受毛泽东赏识的萧劲光，更是遭受牢狱之灾，几乎成了左倾路线的刀下冤魂。

莫须有的罪名

红五军团成功改编，大大提高了萧劲光的声望，使其在中央根据地受到广泛的称道和赞扬。1932年底，他调任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离开了红五军团。翌年2月，又被任命为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接连赢得黄陂、东陂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4月底，根据形势发展和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中央局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及信江、抚河之间的地区，划为闽赣省，成立省委和省政府(时名省革命委员会)。同时组建闽赣省军区，萧劲光又被调任为新组建的闽赣省军区司令员。此时，萧劲光自闽西调到中央根据地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一次次岗位调动，接连开创新的工作局面，越来越被中央苏区官兵所熟悉。人前人后常听官兵啧啧连声：“萧司令员，文武全才!”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中央根据地首府瑞金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萧劲光被撤职查办了!

至于原因，据说是因为萧劲光“右倾怯战”，是“罗明路线在军队的总代表”。主要罪行有两条：一条是黎川失守，一条是浒湾失利。刚刚结束的浒湾战斗，是撤职查办的直接缘起。

浒湾战斗又叫八角亭战斗，是红七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红七军团是10月底成立的。“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为政委，指挥第十九、二十、三十四师和第十军南下独立团。”由于战事紧张，寻淮洲没有到职，红七军团组建工作由萧劲光主持。第三十四师和第十军南下独立团也没有履编，全部兵力只有以周建屏为师长的第十九师和以粟裕为师长的第二十师，且都不满编，一共只有二千多人。刚组建完毕，萧劲光就接到军委的命令：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兵力出资溪沿金溪公路向浒湾移动。红七军团归彭德怀指挥，进抵八角亭阵地阻止敌人进击，掩护彭德怀率领的主力红三军团集结，配合红三军团消灭黎川外围的敌人，进而“收复赤色黎川”。具体地说，红七军团担负的任务：一是牵制浒湾之敌;二是截断金溪至浒湾的公路，阻止敌人向浒湾移动;三是待红三军团赶到后，彼此策应合击，将敌人一举歼灭。

11月11日，萧劲光奉命率红七军团两个师进入阵地。依中革军委的战役要求，第十九师配置于北部高山地区，牵制浒湾敌人并准备与前来的红三军团形成合围。粟裕率第二十师大部在浒湾南面十多里处建立阵地，萧劲光亲率几百人在另一面建立阵地，待机发起战斗，阻击敌人去浒湾。当天下午，国民党军一个师抵近金溪公路，萧劲光当即指挥部队奋起截击，将敌人阻止在一片森林地带。一场勇猛出击，不仅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且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等战利品。但是，红七军团与敌人激战了一天一夜，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还没依部署到位。次日傍晚红三军团赶到时，敌人已经在森林里构筑起工事，有了充分准备。13日黎明，萧劲光获悉红三军团主力赶到，立即主动配合，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但由于敌人兵力充足，准备充分，攻击没有奏效。而后，敌人出动十几架飞机在红军阵地前狂轰滥炸，红三军团伤亡七百多人，再无力进行突击。当晚，被围敌人在驻浒湾国民党军装甲车的接应下，集中兵力冲破红军的包围圈，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敌人进入浒湾，萧劲光率领的红七军团处于敌人的后方，此前也已伤亡三百多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浒湾之战失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火冒三丈：这一仗完全是按照他的部署打的“阵地战”、“短促突击”。进入中央根据地兵戎初试，竟如此之惨!接到战报，他瞪圆蓝眼睛一迭声大叫：“仗这么打?谁放弃浒湾，必须严办!”临时中央当权者博古(秦邦宪)等人也跟着喊，宣称“萧劲光消极避战，要撤职查办”。

不久，总部派人调查了浒湾战斗的经过，分析了失利的原因。只是调查的结论令他们失望：彭德怀坦诚说明，浒湾失利责任不在萧劲光，主要原因是红三军团的主攻没有打好。但李德、博古他们全然不顾这一事实，仍别有用心地把罪责全加在萧劲光身上。

然而，仅此一例显然不足以撤职查办。于是，他们联系到了黎川失守。博古对李德说：“萧劲光一贯右倾，黎川就是他双手送给敌人的!”

李德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博古的看法。其实，李德对黎川失守并不很清楚。那是两个月以前的事，那时李德才刚刚到这里。

黎川地处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当时的闽赣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都驻在这里。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黎川都算得上是一个重镇。但由于奉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得胜利，防守部队全被调遣在外。1933年9月，敌周浑元部以三个师的兵力推进到黎川城下时，黎川完全是一座空城。远在福建作战的萧劲光，接到回调命令后，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和黎川防备空虚的现实，萧劲光建议红军主力迅速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的敌人，不要死守黎川。这个建议当即被中革军委领导否定了。因为在这以前，毛泽东也曾建议过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吸引至黎川附近的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将其歼灭，也未被采纳。这样，当萧劲光星夜赶回黎川时，闽赣省委、省政府已奉命撤出黎川，省委书记顾作霖、省政府主席邵式平都已经走了。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偌大黎川城守卫部队只有一个不足七十人的教导队。

9月25日，敌人三个师由南城、峭石向黎川攻击前进。数日间，敌人先头部队便占领了黎川外围阵地,并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在敌人即将形成合围，待援无望，眼见退路行将被切断的紧要关头，萧劲光果断决定撤退：发动群众协助部队将伤员突击运走，物资统统转移城外，机关文件、图表销毁。之后，他才带着教导队全队人员最后撤出黎川，退到距黎川六十里的溪口。随后，黎川被敌人占领。

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搞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是完全行不通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在会议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多数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决策是不对的。所以，黎川失守后，包括握有军事指挥大权的博古等人在内，当时谁也没有提出异议，追究责任，并于事后不久派萧劲光主持组建红七军团，担任了军团政治委员。

然而，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战场失利的消息如当头闷棍接连不断地打来，迫使博古、李德他们不得不思考这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原因。可悲的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浒湾失利、黎川失守等接连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作战意图没有得到真正贯彻。指挥员“右倾”，部队“游击习气”未改。毛泽东的影响太大了，追随他的人太多了。单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还远远不够。地方反了“罗明主义”，部队也必须反，萧劲光就是一例。浒湾失利加上黎川失守，可谓“罪行昭彰”，机会到了!于是，在博古主持下，临时中央作出决定：撤销萧劲光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的职务，送闽西建宁交红军总部审查、处理。

审查是形式，不能没有，而萧劲光有罪是定了的。所以，审查尚未开始，批判萧劲光的大幕已经拉开：中央根据地《红色中华报》刊出了《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连篇累牍地刊载着丑化萧劲光的漫画和批判文章。批判萧劲光的墙报、板报更是随处可见。许多重要场合还醒目地贴出了“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之类的标语。很快，有的单位还组织编演了反映萧劲光“右倾逃跑”的活报剧。一时间，在敌人重重围困的中央根据地，竟然形成了一场批判萧劲光的运动。

在这沸沸扬扬的运动中，有人自以为得计，似乎看到了成功和胜利，但更多的人是疑惑、不解，真正洞悉内情的红军将领则是无比的痛心、愤怒和焦虑!

两种观点两条路线

似乎一夜之间，著名将领、有口皆碑的功臣萧劲光，成了众人批判的对象和十恶不赦的罪犯。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中央根据地的官兵们懵懂异常、议论纷纷。大家都怀着深深的不解和疑惑关注着中央对萧劲光的处理。

围绕对萧劲光的处理，中央根据地领导层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意见：一方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为代表，坚持要对萧劲光治罪，“要军法从事”;一方以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为代表，认为就萧劲光目前的问题“不足为罪”，不可匆忙处理。奉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更需要清除毛泽东的党羽。所以，李德的态度最为关键。

浒湾失利不出毛泽东的意料，此前的黎川失守更是预料中的。毛泽东也想到，李德和临时中央的领导会以此做文章，找替罪羊，抓一块遮羞布，但他没有想到李德他们竟会做得这样绝。邓颖超匆匆赶来告诉他：“萧劲光要被枪毙!”看着邓颖超焦虑的神色，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立即去见李德，会会这位“钦差大臣”。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时年三十三岁。他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9年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到中国。翌年9月中旬，在中央保卫局特务大队的护送下到中央苏区。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早已被剥夺。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已完全掌握在奉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推行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一套，博古先是抓了福建省委代书记罗明的典型。他们把罗明主张把战场设置在苏区内，坚持诱敌深入、打游击战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称之为罗明路线。继而以“反罗明路线”为借口，撤掉了各根据地一大批领导干部。但由于毛泽东在长期战斗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他们仍感到自己的一套受到挑战，难以顺利贯彻执行。李德的到来，使他们如遇靠山。很快，博古等人就与李德抱成一团，结成推行共产国际进攻路线实则为冒险主义的统一战线。

9月中旬，在李德到根据地的欢迎会上，毛泽东就与李德进行了第一次交锋。

欢迎会是在被人称为“独立房子”的中革军委会议室举行的。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在博古代表临时中央致欢迎词后，李德踌躇满志地发表了就职演说。这位自称参加过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街垒战斗的青年，三句话不到就开始宣传所谓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宣传他的堡垒战术。根据博古的汇报，对毛泽东指挥红军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军事战略、游击战术，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否定和批判，称其为“最典型的右倾恐敌论”，是“自取灭亡”。

李德讲一段，伍修权翻译一段。李德刚讲完，毛泽东就主动要求发言了。他说：“顾问讲得很好。我只是想问，国民党军是一百万重兵，红军还不足十万人马;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红军连土枪、子弹都难以做到每人都有。这样的实力对比，怎样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

李德一到根据地就听博古说，毛泽东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顽固坚持游击战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就职演说讲这么多，就是针对这些讲的，目的是想给毛泽东来个下马威，没想到毛泽东不吃这一套，当场就让他下不了台。毛泽东最后的讲话伍修权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李德就坐不住了。他霍地站起来，怒视着毛泽东文不对题地反唇相讥：“你那一套过时了。现在再打游击就等于自取灭亡!”

毛泽东与李德的第一次接触就这样不欢而散。以后，他们也很少接触。但今天，为了解救萧劲光，他来到李德的居处。

领教了毛泽东的锋芒抑或预料到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李德有意热情地让座，按照中国的习惯请毛泽东喝茶。

为了缓和气氛，毛泽东故作轻松地问道：“顾问同志，听说要处分萧劲光?”

“不是处分，要依法惩处!”李德冷冷地回答。

毛泽东严肃地说道：“因为什么?浒湾失利?主攻部队是红三军团，彭德怀同志已说清了，主要责任是红三军团的。至于黎川失守，怎么能怪萧劲光呢?他手中没有部队，不撤只能是白白送死。蚀本生意不能做，消耗战我们打不起……”

毛泽东还想说下去，李德已按捺不住，大声说道：“你不用庇护他，为他辩解，黎川就是萧劲光送给敌人的!他破坏了反‘围剿’的整个部署。这样的人不惩处，以后的仗没法打。像萧劲光这样的人，必须军法从事!”

毛泽东不相让了，激忿地说：“惩处萧劲光容易，你们有权说了算。今后能不能打胜仗你们也说了算?下次再败了，算谁的?对谁军法从事?”

“岂有此理!”毛泽东知道再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一口气讲完，不等翻译开口，便掉头离开李德的居室。

之后几天里，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就萧劲光的处理问题，主动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中革军委、总部的领导分别交换看法。毛泽东分析了根据地半年多来的形势，坦诚地表达了对红军前途的担心。他说：“他们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现在撤职的干部已很多，其中许多是负责任的重要干部。照此下去是很危险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表示，如果枪毙萧劲光，他将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在逐步弄清事情原委后，许多同志也要求对萧劲光的问题全面地看，冷静地处理。

1934年元旦前，中革军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萧劲光的处理。博古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发言，要求大家就惩处萧劲光进行表态。

李德态度坚决：必须按军法严厉惩处，就地枪毙。

毛泽东发言最长，显然做了认真准备。他简要地分析了黎川失守、浒湾失利的前因后果，指出黎川失守、浒湾失利原因很复杂，经验教训应认真总结。作为前线指挥员，萧劲光有责任，其他人有没有责任?从当时的情况看，萧劲光的处置没有错。即使有错误，要他作检查、反省是可以的，在部队开展批判、肃清影响，毛泽东本人没有异议，但是不能杀人。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是路线问题，就更不能杀，杀了萧劲光也解决不了问题。

属于中革军委核心领导成员的周恩来最后发言。他明确表示反对处决萧劲光。他说，临阵斩将是兵家大忌。萧劲光的问题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待彻底弄清后再做处理。

面对萧劲光问题的处理，中央根据地领导层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尴尬的审判

不出萧劲光所料，在建宁的所谓审查完全是程序、过场。到达的当天，总部一位领导就接见了萧劲光，让他看了报纸上的《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多篇文章上面都是醒目的大字通栏标题《反对红军中以萧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很显然，这就是定性了。既然已经定性，还审查什么呢?果然，此后再没有人同萧劲光谈过话。无声无息地关了近一个月，萧劲光又被送到瑞金。

1934年1月6日上午，公审萧劲光大会在瑞金叶坪广场举行。审判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法庭主持。红军各部队、临时中央及各后方机关单位的代表，数千人出席大会。

用几张方桌临时拼成的审判台上方，醒目地悬挂着“公审军队中罗明路线代表萧劲光大会”的会标。四周树上、墙上贴着“反对右倾逃跑主义”、“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之类的标语。整个会场虽然简单但显得威严。只是开法有点不伦不类：主持人宣布开始后，有人带头呼起口号，让人弄不清到底是审判会还是批判会。

萧劲光面色苍白、形容枯槁地坐在被告席上。虽然只关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他明显瘦多了，颧骨凸出，眼窝深陷，络腮胡子很长。只是一身旧军装干净整洁、绑腿扎得结结实实，魁梧高大的身躯坐得笔直。这一切告诉人们，萧劲光还是萧劲光，他没有屈服，没有倒下。

首先，由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宣读起诉书。由于不赞成博古等人一些冒险主义的做法，在李德到中央根据地后，周恩来就被调离前方，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不再参加对军队的指挥。在萧劲光问题的处理上，周恩来也保留自己的意见。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临时中央决定由他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以黎川失守为主题。在歪曲事实、以偏概全地简述了黎川失守的过程后，指控黎川失守是萧劲光奉行右倾机会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结果。至于传得沸沸扬扬在报纸上作为重点批判的浒湾失利，起诉书上没有提及，只是指控战斗中丢伤兵，造成大量伤兵被俘、死亡。周恩来照本宣科地读完起诉书后，萧劲光依程序作了答辩和说明。

这些罪名指控，萧劲光早已清楚。事已至此，他反而变得平心静气、从容不迫。萧劲光说：“现在说我丢失了黎川，那么有谁命令过我必须坚守黎川?省委、省政府机关撤出黎川，不是中央确定的吗?真实想法，我当然不希望丢黎川。可黎川的部队都让你们调走了。我手中全部兵力只有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而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万人之众，怎么可能守得住呢?省委书记顾作霖同志、省长邵式平同志都撤走了。为了转移物资、掩护伤员，我带领教导队坚持了几天。直到敌人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的外围阵地，即将形成合围，我方退路眼看就要被切断的情况下，为避免教导队官兵被敌人歼灭，我才带领大家撤出黎川，这有什么错呢?”

或许是主持人觉得任凭萧劲光滔滔不绝地说明，不太像审判会，几次想打断萧劲光讲话，被周恩来制止了。周恩来示意让萧劲光讲下去。

萧劲光明白周恩来的意图，继续说下去：“起诉书中说我丢伤员，不知指的什么时候?”萧劲光讲到这里，为引起大家注意有意停了一下：“黎川撤退时，城里没有伤员，伤员都在距黎川六十里外的溪口医院，而溪口是我们撤退到的地方。浒湾战斗时倒是有三百多名伤员。撤出阵地时，我特意派了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他们经过敌占区去根据地。后来听说有十几名伤员掉了队，绝大多数是安全到达后方的。说我丢伤员，是什么时候?是我亲自丢的还是我命令别人丢的?谁能证明?”

全场无人回答。一阵寂静过后，会场下边议论纷纷。接下来，又有人带头呼口号，但群众再也没有会议开始时的劲头了。

按照议程，博古要在会上讲话的，突然决定不讲了。见此情景，李德等人也难以坚持原定的处理意见。最后宣布，判处萧劲光有期徒刑五年，开除党籍、军籍，无上诉期。

公审大会后，《红色中华报》上以《萧劲光判处五年徒刑——巩固红军中铁的纪律，肃清红军中的败类》为题草草发了一个消息：

为要保障党的进攻路线与苏维埃一切法令在红军中执行……本月六日，由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特别组织最高军事裁判法庭公审了那个违抗上级命令和退却逃跑的贪污腐化分子——军事犯萧劲光。……被告人在答辩中虽承认了犯罪行为，但仍然无耻地否认他的罪恶是出于故犯的，企图借此减轻罪恶，同时最卑鄙恶劣地用东拉西扯的诡辩，企图污辱党和革命……但在原告和证人陈述下，粉碎了萧劲光的阴谋，罪行赤裸裸暴露在法庭面前。最后宣判以五年监禁徒刑。全庭高呼肃清败类，拥护判决。

判刑后，萧劲光被关押起来。莫须有的罪名、稀里糊涂的判决，萧劲光感到十分气愤和委屈。

几天后，毛泽东专门派夫人贺子珍到监房看望萧劲光。贺子珍说，是毛主席让我来的。他要我转告你：“黎川失守、浒湾失利，都是推行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是全局指挥上的失误。在那种情况下，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历史的结论只有历史做。这件事没有完，谁是谁非，终有一天会搞清楚。”同时，贺子珍还转交了毛泽东的大页信笺。上面是以苍劲的行楷书写的诗句：“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的话使萧劲光感到欣慰，嵌含了自己名字的诗句更使他振奋。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几年前写的《采桑子·重阳》中的一阕。现在抄了给他，是在鼓励他经得起“万里霜”的考验。冰霜总会融化，严冬必将过去，春光在前头，真正革命者必将赢得最后胜利!

历史的结论

博古他们惩处萧劲光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压压毛泽东的“邪气”。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杀鸡给猴看”。没有料到，事与愿违，通过审判不仅没有压服毛泽东，反使自己失去了人心。萧劲光公审会上一番有理有据的答辩，得到了多数官兵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判决的执行，也难以继续下去。公审后，萧劲光前后关押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释放了，但没有人说明是判错了还是监外执行。

不久，萧劲光被调到他领导创建的红校当了战术教员，接着又兼任了政治队长。令人费解的是，政治队长没有政治资本——党籍、军籍还没有恢复。

在红校，萧劲光主讲两门课：战术和军事。由于他在苏联系统学过军事又有战斗实践，所以萧劲光的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深受学员欢迎。李德到红校听了两次课后，也时常对人讲“萧劲光懂军事，课讲得好”。就此事晚年的萧劲光说：“李德这个人有意思。到红校听过我的课后，他又欣赏我了，到处说我的好话。整我的是李德，这时欣赏我的还是李德。他为什么欣赏我呢?我估计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会说俄语，再一个是我在苏联学过军事，军事课讲得还行。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对这段历史公案，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说：

黎川失守要问罪于萧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我当时说，应该把萧劲光交给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像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萧被调到后勤纵队，事情也就此了结。

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批罗明、抓萧劲光，真正目的就是震慑、打击毛泽东;其二，执意处决萧劲光的，不一定是叫得最响的李德。

持续开展的批判罗明、萧劲光运动，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随着一大批地方领导、红军将领在“右倾”、“怯敌逃跑”的罪名下被撤销职务，左倾冒险主义得到了全面贯彻。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旷日持久的全面进攻面前，中央红军采取了多路分兵、全面抵御的方针，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场“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消耗战。结果，中央红军损兵折将，节节败退。先是被迫撤出了广昌、建宁，尔后瑞金附近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一天天缩小，第五次反“围剿”以彻底失败告终。临时中央领导博古等人，意识到形势已无可挽回，不得不痛下决心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损失惨重的中央红军被迫退出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长征出发前，萧劲光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干部团上干队队长。这是一个奇特的任命。不仅没有讲此前审判的对错，没有提党籍、军籍问题，连刑期，比如撤销或到期，也只字未提。一纸命令，萧劲光又成了领导，并立即走马上任了。

中革军委干部团是由红校、特科学校及另外两所步兵学校合并编成的。陈赓任团长，政治委员是宋任穷。辖上干队，一个特科营、一个政治营和两个步兵营。成员都是这几个学校的干部学员。上干队，全称是上级干部队，成员主要是红校的教员和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许多著名的红军将领、专家学者，如宋时轮、彭雪枫、成仿吾、徐特立等，都在这个队。此外这个队还有一个特点，其中相当部分的成员像萧劲光一样，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如曾参加过百色起义、任过红八军代军长的冯达飞，因为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不力被撤职，调到学校任教;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周士第，曾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南昌起义的师长。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脱离关系，后只身投奔红军，党籍没有恢复;还有一位宋姓领导干部，因参加义务劳动担塘泥时开玩笑说：“我不是罚苦工，给我添这么多!”被一位左倾思想严重的领导抓住，认为是怕吃苦、发牢骚，结果被稀里糊涂地开除了党籍。对这些人，某些当权者不放心，私下布置人暗中监视。对此，萧劲光心里完全清楚。他坚信党的正确领导终将胜利，也信赖自己的战友，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上干队近二百人，有人年老体弱，有人身带伤病，但从瑞金大树下集合出发，到胜利抵达遵义城，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历时三个月，跋涉四千余里，全队没有一人掉队。在过了半个世纪后，当年上干队的政治科科长苏进(解放后任炮兵副司令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段路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严重、处境最艰难的一段路。我们要通过四道封锁线，数不清的大江大河、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崎岖难行。敌人前后围追堵截，敌机盘旋轰炸扫射，反动民团和特务分子破坏袭扰。加之左倾路线还没有肃清，大家心情十分焦急。那时，萧劲光虽是队长，但既没有通信员，也没有马匹。行军时，背包、干粮和手枪往肩上一背，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部队大都是夜行昼宿，一到驻地，我们都抓紧时间休息，可他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到各科以至各班转一转，还必须检查一下岗哨派好了没有。有时，我看见他从团部开会回来，胡茬乱蓬蓬的，颧骨高耸，眼窝深陷，拖着疲惫的身躯。他的担子够重了!尽管如此，他对队里的同志仍是非常信任和关心。

为了保留干部，以利部队的长远发展，计划中上干队不单独承担作战任务。但关键时刻，萧劲光在娄山关指挥上干队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

1935年2月下旬，为了摆脱堵截的敌人，红军二渡赤水，挥师东进。在接近娄山关时，上干队背后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萧劲光回头一看，见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着电台和警卫连正气喘吁吁地从桐梓方向赶来。后边一大队敌人一边呼喊着一边放枪，紧追不舍。情况紧急。萧劲光迅即指挥上干队的学员占领阵地，阻击敌人。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把罗炳辉和他带领的部队接应过来，敌人被阻止在娄山关下。

后从俘虏口中获知，这股敌人是四川军阀刘湘教导师的一部。娄山关到遵义九十里，如果让他们越过娄山关，必将给已经到达遵义的军委机关和主力部队带来重大威胁。萧劲光知道罗炳辉有任务，遂果断地向罗炳辉提出：“把你带来的连队留给我，这里由我们坚守，你抓紧离开!”

罗炳辉带着电台和少数随从人员走后，萧劲光迅速指挥部队占领了娄山关的主要山头。就这样，他们凭着险峻的山势和夜色的掩护，在这里坚守了一夜。直至翌日拂晓，红五军团到来后，他们才撤离赶赴遵义。

当日傍晚，萧劲光率部抵达遵义城。宿营尚未完全就绪，周恩来就找到了萧劲光。周恩来显得格外轻松：“上干队的同志都到了吗?住下没有?有没有伤亡?”萧劲光一一回答：“都住下了，没有伤亡。”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赞扬上干队娄山关一仗打得主动，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战役部署的全局。接着，他向萧劲光简要传达了一个月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说会议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岗位，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最后，他告诉萧劲光：“会议也讨论了你的问题。最后一致认为，你的问题搞错了，决定取消对你的处分，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下一步将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一年多来，萧劲光始终坚信自己没有错，相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但他没有想到竟会这样快、这样突然。望着周恩来真挚诚恳的目光，萧劲光热泪夺眶而出……

不久，萧劲光调离了上干队，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

至此，这场令萧劲光几乎丧命的政治、军事路线的斗争，经过严酷的历史审判，终于是非昭然。

又过了一年多之后，主持了军委、中央全面工作的毛泽东，在1936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严肃地批判了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他说：“对干部问题，我只讲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的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被撤，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

十年后，即1945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审查代表资格时，当年坚持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博古同志，再次痛心地作了检查和自我批评。他坦诚地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中共中央正式为萧劲光这段经历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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