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仲华(1911-1981)，原名向崇如，又名向镇华。土家族，湖南省溆浦县观音阁镇乡浆池湾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之一。是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简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向崇如，又名向镇华，笔名苏澄、望一。1911年8月生于湖南省溆浦县观音阁乡浆池湾村一个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读书，16岁被保送入县立中学读书。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初由于叛徒告密，在长沙被捕入狱。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攻占长沙时出狱，参加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3军团第8军军部秘书、第4师政治部秘书长、第11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4年初负责编辑出版红3军团《红军日报》。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社社长。西安事变时，组织成立《红色中华》西安分社，将中共中央公开电报、文告、宣言等通过分社印发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在舆论上很好地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新中华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各抗日根据地新华社分社机构，使新华社采访、通讯业务扩展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及时准确地报道抗日军民的斗争情况，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坚定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配合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以苏澄、望一等笔名，撰写许多社论和国际评论，以犀利的笔锋鞭挞敌人，鼓舞人民斗志。

1941年12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秋毕业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45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任北平军调部派驻热河赤峰小组中共方面代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晋察冀军区冀东纵队第13旅副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第6纵队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68军政治委员、第20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先后率部参加青沧、保北、保南、察南、察绥、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广州军区政治委员。是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构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参与指挥了1979年广西方向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是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1年5月21日在广州逝世。

故事

一、“舛木为桀，全无人道怎称王。”

向仲华幼年时，家里有20来亩水田，还算小有家产，因此，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得以习武识字。虽然不时要参加放牛、砍柴、种地等轻农活，因为聪明好学，就是到了县立小学，考试也总是在前5名之列，很得同学和先生喜爱。10岁时，向仲华凭着一副巧妙的对联“严父终日绣地球，慈母彻夜渡银河”来形容父母的工作而得到先生的夸赞。几天后，同校对小仲华不服气的马少爷拦在放学的路上，挑衅地说：“今日我出一个上联，对出了，就走马路，对不出，就从我胯下钻过去。”说完就把几天一直想压倒向仲华的上联说了出来：“人口成囚，者若加犬便是猪。”没有一点准备的向仲华略加思索，便对道“舛木为桀，全无人道怎称王。”马少爷一听，自知不是对手，悻悻地走了。这事儿不久传至县衙，自以为满腹经纶的老师爷很不相信，但专门赶到县立中学，把小仲华找了出来。向仲华见到这个头西瓜皮帽儿的小老头儿，不低头，不请安，师爷立马上了火，出口便说“以小压大乃为尖。”向仲华毫不示弱，应声对道“老狗称王即是狂。”师爷面红耳赤，灰溜溜走了。

向仲华的父亲向国泽能文能武，在乡里德高望重，曾任过乡农民协会主席、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其对儿子向仲华要求十分严格。1927年，家境转坏，本是没有能力继续读书，但因成绩好，被保送进县立初中，除自带伙食外，不要交学费，便又上了初中。到中学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开始阅读《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这年3月，经教员周有珂、唐启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经组织批准，又加入了国民党。利用国民党的招牌，进行学生活动和农村宣传工作和团的活动。

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中共溆浦县委领导下的农民协会轰轰烈烈地壮大起来。向仲华的父亲向国泽被推举为观音阁乡的农会主席，积极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四一二”大屠杀后，湖南省于5月21日发生了“马日事变”，溆浦国民党在反动军阀陈汉章的策划下发动了“敬日事变”，杀害了县委书记刘绩成等20多名中共党员，使溆浦的革命一度陷入低谷。向国泽也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虽多方设法，花了2000多元现大洋营救出来，但终因身心受损，不久即离开人世。经此变故，家道衰落，但母亲和兄弟姐妹更加支持仲华的革命行动。1928年，沉寂了大半年的溆浦共产党人开始组织舒溶溪农民暴动，向仲华就利用年龄小的优势，在晚上承担写标语、贴标语的工作。但由于叛徒告密，暴动没有成功。向仲华也不得不亡命长沙。

二、“保证决不拖部队后腿，就是爬也要爬到目的地。”

1930年7月27日夜晚，红军第三军团攻入长沙，敌人猖狂出逃，向仲华趁机冲出监狱，参加工农红军。经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介绍，到红三军团报社工作。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国民党向中共发出第一次“围剿”，向仲华随部队从临江南下，渡袁水、过赣江，参加围歼国民党第十八师的龙冈战斗。他作为军部秘书，负责上传下达，跑的路比别人多，脚累肿了，起泡了，也顾不上休息，每天坚持白天行军作战，晚上撰写各类文书，有时通宵达旦地工作，从没有叫过苦。

通过参加五次反“围剿”斗争，他从一个通讯员成长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因为他读过几年书，大家都称他为“秀才”。 1934年初，红三军团领导指令向仲华负责重新办好《红军日报》。这份报纸原来是因为没有人才而停办的。当时条件非常简陋，报社就一台手摇油印机、一块钢板，从采访、写稿、刻钢板，到油印出版发行，全由他一人操办。为了保证每3天出一期报纸，及时报道行军作战情况，向仲华总是不顾生命危险，深入前线采访，先后报道了红三军团在三溪圩反击战、太阳嶂阻击战、广昌保卫战、高虎垴战斗、万年亭战斗、驿前战斗中的辉煌战绩和红军指战员奋勇歼敌的无畏精神，使广大官兵深受鼓舞。

长征路上，向仲华每一周要发三次疟疾，只有在疾病发作时，睡两三个小时，然后又跟上部队，到达宿营地，又坚持工作，三天出一次报，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报纸，从收集材料、编写、油印、发行的整个过程，全是由向仲华一个人承担。既是报道员，又是战斗员。1935年1月19日，红三军团挺进土城、赤水时与敌遭遇，和战友们并肩战斗的向仲华不幸负伤。他为了不被寄住到老乡家养伤，不得不咬紧牙关，忍受住伤口的剧痛，坚持战斗。在二渡赤水、夺取天险娄山关的战斗中，他不顾领导劝阻，坚持带伤上前线采访、战斗。从娄山关到遵义，向仲华仍和指战员们一样，争先恐后跑步前进，尽管伤口疼痛难忍，也不肯拉下半步。行军中，还鼓励大家：以最快速度前进，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夺取遵义城。是日晚，红三军团向遵义城发起猛攻，战斗中，向仲华冲锋在前，不幸又负了伤。两处伤口化脓感染，开始恶化，红三军团在参加鲁班场战斗和三渡赤水前做出决定：将向仲华和其他伤员暂时寄居在老乡家养伤。听到这个消息，向仲华从病床上一下子就爬了起来，坚决要求随部队行动，“保证决不拖部队后腿，就是爬也要爬到目的地。”于是，他就靠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超人的毅力，边治疗边行军，随部队转战于崇山峻岭和山川河流之间，先后三次、四次渡过赤水，越过金沙江。

5月，红三军团要通过大凉山彝民区，向仲华专门编发特刊，配合部队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教育，开辟专栏，介绍彝族同胞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号召广大指战员和红军战士尊重彝民风俗习惯，恪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模范行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这张报纸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为红军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得到了军团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部队在翻越夹金山之前，向仲华就复发疟疾，高烧不退。但他隐瞒了病情。拄着一根木棍，啃干粮、嚼冰雪，一步一步地爬过来。身体就这样时好，时坏，

但向仲华一刻也没敢停下来，艰苦地越过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等一座又一座雪山，走进草地。在草地里，不断被疟疾折磨的向仲华还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分给同志们，然后大家一起吃树皮、草根。

到达陕北后，瘦得只剩下骨头的向仲华依然背着他的宝贝：一台手摇油印机和一块钢板。何长工等军团领导见到他，都认为是一个奇迹。

三、从《红色中华报》到新华通讯社，向仲华让每一个前线指挥部及时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

到达陕北后，向仲华任军委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不久，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社社长。上任伊始，他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为《红色中华》纪念特刊撰写了《要使红色中华成为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文章，指出“红中社应抓住统一战线运动中每一发展阶段上的具体任务和实际工作方法各方面加以宣传，使统一战线更广大的开展起来”。阐明了这个时期红中社的办报指导思想，就是要为抗日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西安事变后，向仲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迅速组织成立红中社西安分社，将党的所有公开电报、信件、宣传品、文告、宣言及新闻由西安分社印发给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使党的主张在国统区得以广泛传播，扩大我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在舆论上很好地配合了西安事件的和平解放。

1937年1月中旬，党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向仲华任社长;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博古任社长。

在改名《新中华报》之前，《红色中华》报的国际国内新闻来源，主要靠抄收当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向仲华把其中一部分重要新闻刊载报端，另一部分则印成《参考消息》(后改为《今日新闻》)，供中央及党政军各单位参考。3月，向仲华担任新华社社长，并继续负责《新中华报》的工作。新华社社址在延安城内十字街东南端一个教堂的斜对面。毛泽东晚上经常到新华社来，问问仲华等人有什么最新消息，并发表他对时局的看法。向仲华总是连夜把毛主席的谈话突击整理出来，以新华社名义发表，或刊登在最新出版的《新中华报》上。

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向仲华把新华社的业务逐步扩大了。不仅发布的新闻电讯数量由原来的每天2000字左右增至5000字，而且也经常发布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决定和《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的社论，以指导和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还抄收国际电讯的范围也扩大了，苏联塔斯社及德国海通社、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美国国际新闻社等通讯社的电讯，都抄收并翻译了。向仲华组织人员把这些消息编写、播发，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能够较快地从多方面了解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及其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新华社分社。在分社机构设置、人员选配、工作性质、任务等方面，向仲华一一提出具体要求，使新华社的采访通讯业务扩展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及时准确地报道抗日军民的斗争情况，鼓舞人民的抗战士气。

1938年6月初，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向仲华征得毛泽东同意后，由新华社作了全文播发。这是新闻媒体首次公开报道这篇光辉著作，因而迅速传遍了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国统区及敌占区，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反响，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日军对新华社的特殊战斗作用恨之入骨，多次出动飞机野蛮轰炸其驻地——清凉山。有天中午，正在工作的向仲华听到警报声，立即组织大家撤离到中文译电组的大石窑洞去暂避。等同志们都进洞了，他才最后一个跑进洞里，刚一站定，就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清凉山本来离延安城很近，新华社住的几个窑洞和大庙，又都靠着山角突出的部分。只听飞机盘旋了一会儿，接着就在山上山下，前后左右丢了不少炸弹。很明显，这次轰炸的目标就是清凉山。忽然一声巨响，霎时间石窑洞里一片漆黑，一股浓重的硝烟味拌着灰土扑进洞里，呛得大伙喘不过气来。向仲华鼓励大家不要惊慌，要冷静，身子贴近岩洞的左右两壁。过了几分钟，才渐渐看到一点光线，只见前面的一座大庙整个不见，全炸平了，日军大概以为这是新华社的办公室，所以集中力量狂轰滥炸。再看看向仲华和大伙刚才呆的那个大石窑洞，洞口的门和墙都炸飞了，洞顶上一声磨盘大小的石头给炸白了，掉下一些石屑来。幸好向仲华在敌人扔下炸弹之前所有人员撤进洞内，才没有造成伤亡。警报解除后，向仲华拍拍身上的灰沙，掸掸桌上的尘土，马上招呼大家各就各位恢复工作。此后，日军对新华社又时行过多次轰炸。但向仲华有经验了，也习惯了。有一次，新华社的同志正要聚餐过新年，日军飞机又把清凉山一带作为主要目标，往返轰炸了几次，四周落了不少炸弹。向仲华非常镇静地告诉炊事员把吃饭的时间推迟了一会儿。轰炸过后，他和往常一样，带领大家继续坚守工作岗位。

新华社创立之初，《新中华报》与新华通讯社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出版报纸，又发布新闻。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组织形式，已经担负不了新的历史任务。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新华通讯社与《新中华报》分开，分别成立各自的编辑部门。从此，新华社成为独立的机构，直接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开始，向仲华兼管两个机构的业务。不久，李初犁调到《新中华报》任主编，向仲华便专管新华社。

一天，向仲华向毛泽东报告新华社人力不足，毛泽东批准由中央组织部调张林生、岳虹、王发泰、陈英等人到新华社搞外文译电工作。至此，新华社的组织已略具雏形，有仅有翻译部门，而且也有了编辑采访部门，有通讯网和分社组织，也有能保证需要的印刷机构。它的业务除收集和发布广大人民所迫切需要的新闻，并起着党中央的喉舌作用外，对于国内的重大事件(如汪精卫投敌、皖南事变及国民党发动的历次反共高潮等)，都能及时经常地反映各界舆论，有时还担负了党报的评论工作，成为中共中央指导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武器，成为交流各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和经验的有力工具。对国外报道的工作也加强了，向仲华组织大家用电讯或通讯稿的形式，向莫斯科对外新闻社提供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具体材料，促进了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了解。

四、“不行，我们不是这里的客人，是在这里工作，不能要公家的补助。”

1977年9月，向仲华的老肝炎复发，正在北京301医院住院。就在这时，中央军委决定调他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接到命令后，他像听到新的冲锋号一样，马上着手交接副总参谋长的工作。虽然组织上要求他不要急，治好了病再赴任，医生和老伴杜映及孩子们也都劝他再治段时间，但他还是在第三天就出现在广州军区的工作岗位上。

向仲华一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堪称楷模。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前，住的房子很差，叶剑英副主席亲自指定，让他搬进一栋条件很好的房子。按当时的情况，他调走后，是允许继续居住的。子女和爱人也都在北京工作，但他到广州上任后，立即要求家人搬家住到原来的小房子里。

到广州后没有房子，就住在招待所里。按照部队规定，干部住在招待所，每天要补助定额的伙食费。一天吃饭时，他问秘书伙食费怎么交。秘书把每天交了多少，公家补助多少，如实告诉了他。他马上说：“不行，我们不是这里的客人，是在这里工作，不能要公家的补助。”当即交代，由炊事员自己买菜买米做饭，并退回了以前公家补助的伙食费。后来，机关职能部门考虑到向仲华长期住招待所工作不方便，提出给他盖栋房子。向仲华想到住在招待所，对招待所的营业和接待都有影响，便同意了。按照总后勤部的有关规定，他这一级别的干部可以盖一栋400平方米的房子。但他却指示管理部门不要盖那么大，标准也不要高，以免造成浪费。于是，管理部门根据他的要求，盖了一栋只有四居室的小房子。

五、“作为最高指挥，不把情况弄清，怎能实施正确指挥”?

1979年1月4日，向仲华从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回到广州，吃了顿饭，就乘飞机直赴广西前线，向正在准备自卫还击战的部队传达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全体指战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动力，充分做好战前准备，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迅即出征作战，以辉煌的战绩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接着，他又不顾疲劳，连夜乘飞机赶回广州给军区机关和驻穗部队传达会议精神，要求军区机关要带头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自觉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为部队做好表率。

自卫还击战即将开始，战前准备是向仲华一直牵肠挂肚的事情。向仲华便在广西边防前线亲自给部队作战前动员，他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战斗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要发扬一往无前、压倒一要敌人的英雄气概，奋勇歼敌，首战必胜;各军、兵种之间，各部队之间，部队和民兵之间，要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密切协同，相互支援，形成拳头，狠狠打击敌人;要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爱护人民利益，取得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并要求：军事指挥员要沉着果敢，机智灵活，周密组织，正确指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政治工作者要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既要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又要做好战地政治思想工作，激励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热情;后勤工作同志要切实保障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的供应，千方百计地把后方的供应及时送到前线去。要大力搞好战场救护和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减少部队疾病和伤员痛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高度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突击作用，退却在后，在战斗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勇敢地担负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为此，他逐个部队检查临战训练、战斗方案、武器装备及每个战士战斗时的负重、吃饭喝水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了解得非常细致，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部队进入阵地后，他又不顾疲劳和生命危险，亲临边境视察，并登上一座又一座海拔上千米高的山头，勘查地形，侦察敌情，然后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作出战斗部署。不顾自己68岁高龄，身体很瘦弱，而且受着肝病的折磨。随行人员看到他非常劳累，一再劝他别爬山了，他说：“不知已知彼，怎能指挥战斗，又怎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他拄着拐杖，坚持继续攀登，累了，就地歇一会再爬。有一次，他到前沿观察地形，由于靠近敌人的那座山头比较高，挡住了视线，如果爬上那座高山的悬崖口向下俯视，就可以看清对方的全部情况。但那个山头在敌人的有效射击范围。向仲华坚持到悬崖口去察看，部队领导和参谋人员考虑到这样太危险，坚决反对他亲自去，劝阻道：“你是广西方面的最高指挥，万一出了问题，我们不好交待。”向仲华却说：“作为最高指挥，不把情况弄清，怎能实施正确指挥?”大家都被向仲华这种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险阻的精神所感动;被他坚持亲临一线，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扎实作风所折服，争先恐后地保护他登上崖口进行了仔细观察。就这样，近800公里的边防线，上百座大小山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从战斗打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向仲华一直坚守在前线指挥所指挥战斗。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实在困了，就坐在椅子上打盹，或躺在指挥所的行军床上睡个把小时。

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向仲华要求大家及时组织部队搞好战斗总结，尤其要实事求是地把作战经验和教训总结好。他强调，我们部队20多年没有打仗了，这次作战，有许多很好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是干部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无价之宝，我们要十分珍惜，把它当作教材，教育训练部队。还特别强调，在总结胜利经验的同时，对失利的教训也要深刻反省，把这方面的教训总结好了，今后打起仗来，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以变不利有利，变被动为主动，避免或减少损失，夺取战争的胜利。

他还根据中央、军扫关于要精简整编，使部队的编制体制更加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指示精神，针对我军在作战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现代战争的特点，结合过去几十年部队建设的经验，对部队编制、体制提出了大胆设想，以他个人的名义正式向军委作了报告。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把他的这个报告发给与会者讨论，受到一致好评。其中的很多意见，被军委在研究部队改革方案时采纳。

六、“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拼命为党工作”。

1980年春节期间，向仲华因过度劳累，导致肝病复发，到北京住院治疗。这时，正逢部队领导班子调整，许世友调中央军委工作，吴克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为了不影响工作，搞好交接班，他坚持出院返回广州组织交接班。医生考虑到他病情严重，不同意出院，他就软磨硬泡，医生只好应允，但反复叮嘱要马上回京继续治疗。他回广州后，向新任司令员吴克华等领导详细介绍了广州军区的情况，并指示军区三大机关分别给新到任的军区领导作了汇报。直到把一切工作办妥之后，他才放心地回到医院治病。

6月中旬，向仲华又因肝病复发住进了广州军区总医院。由于他的病情严重，医生坚决不让他在上午接见任何人，一定要躺下来休息，接受治疗。但一到下午，他就找干部谈话，听汇报，了解情况，研究工作。有时甚至一边输液，一边和干部谈话。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太劳累，很不利于治疗，劝他多休息，但他总是不听，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拼命为党工作。”医生护士过来干涉，请求他顾惜身体，好好养病，他只是笑笑，工作照样干。

向仲华住院期间，广西边境仍战事不断，他时刻牵挂着边防的安危。极度病弱的他，一天把秘书孙楚源叫到床前，非常吃力地谈了他对搞好边境斗争的想法。他一字一句地讲，秘书一字一句地记。嘱咐秘书将他的这些意见报告军区党委常委。党委听取孙楚源的汇报后，以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就这样，他人在住院，却一心想着工作，这次住院一个多月，仅找干部谈话就达30多人次。

七、“我已经不行了，请不要再用那些贵重药品抢救我了。把那些好的药品和钱留下来用在年轻的病人身上吧。谢谢你们。”

向仲华身患重疾，很少顾及自己，对别人却关心备至。11月旬的一天深夜，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高血压加剧，脑血管异位。医生很着急，担心他出现脑血栓，劝他立即住院治疗。但无论医生和家人怎样劝说，江燮元就是不肯去医院。医生没办法，只好报告了向仲华。其时已到午夜，得知情况的向仲华立即披衣起床，匆匆赶到江燮元家里，经他再三做工作，江燮元才答应住院。接着连夜指示总医院领导，要尽最大努力精心治疗江燮元的病。第二天，他又亲自到医院看望江燮元，使江燮元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

一次，某军长毛余在前往广西部队途中出了车祸，伤势严重，情况危急。向仲华得知后，亲自给军共后勤部和医疗部门领导打电话，并立即派专机，将医生和有关医疗器械送到广西，使伤者得到及时救治，脱离了危险。

12月中下旬，向仲华代表广州军区在北京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时他的肝病再度严重复发。军委领导十分关心，要他立即到301医院住院治疗。他考虑到要向部队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没有住下来，而是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就返回广州，硬撑着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会议精神，并组织大家进行了认真讨论。紧接着组织全区师以上干部传达学习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看到向仲华的病情日益加重，上至军区领导，下到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都怀着焦虑的心情，多次动员他住院。由于当时司令员吴克华已因病住进了医院，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对大家说：“这里的工作离不开我，我不能放弃工作去养病，我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治疗就行了”。

1981年4月下旬，向仲华因病情恶化，住进广州军区总医院后多次吐血，时常处于晕迷状态。但他仍然念念不忘工作，不忘关心战友和同志。

军区有一位部门负责同志，由于过去同林彪、黄永胜在工作上有过联系，因此揭批查运动中受到审查。当时一些同志对情况不了解，加上“左”的思想影响，把他的问题看得比较重。后来通过深入调查，弄清了他在政治上与林彪、“四人帮”并没有什么联系，向仲华已建议军区党委对他的问题重新结论，并作了具体安排。这位同志原来就患有心脏病，加上这个思想包袱，导致心肌梗塞，送进了总医院急救。已经病得不能起床的向仲华知道后，委托秘书孙楚源代表他去看望，告诉他，他的问题军区党委很快给予公正解决，请他安心养病，使这位处在病危中的部门负责同志非常高兴，带着微笑离开了人间。

曾动过几次手术，并进行过胃切除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肠胃病严重复发，当时依靠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医疗水平救治鲁瑞林有困难，向仲华知道后，躺在病床上给中央军委打电话，让军委及时派专机把三0一医院的专家送到广州参与抢救，治愈了鲁瑞林的病。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向仲华病情非常关心，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并从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请了最好的军内外的医学专家到广州多次会诊，三总部主要领导数次打电话询问向仲华的病情，并派了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刘真来广州看望向仲华并现场组织抢救。5月19日上午，向仲华开始大吐血。医生采取紧急措施才将血止住。下行，苏醒过来的向仲华吃力地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要难过，我已经70岁了，战争年代死了多少年轻的同志啊。你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照顾好妈妈”。末了又对杜映说：“我死后丧事从简，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5月20日早晨，向仲华再一次大吐血，随即陷入深度晕迷。中午，稍微恢复清醒后断断续续地对医务人员说：“我已经不行了，请不要再用那些贵重药品抢救我了。把那些好的药品和钱留下来用在年轻的病人身上吧。谢谢你们。”说完又晕过去了。

5月21日14时，向仲华因患慢性重症肝炎在广州逝世。终年70岁。

当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魏传统惊闻向仲华逝世噩耗，悲痛之情油然而生，当即赋诗一首，对向仲华的一生作了生动真实的写照：

南国哀音至，北地震心弦。

相知四十载，难忘聚延安。

冲破敌封锁，奏凯寰宇传。

黑云欲压顶，红旗卷烽烟。

沥血戎马事，毕生未卸鞍。

(资料来自彭仕安的《向仲华传》)

责编：黄晓辉

来源：中华网